從返本開新論當代新儒學對五四運動的回應*
引言
五四運動是指在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大學學生和各高等大學學生聯合發動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抗議行動，主要是抗議北洋軍閥政府預備簽署同意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和權益的「巴黎和約」。事緣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協約國在巴黎草擬和約，剝奪德國一切海外權益，其時德國在中國的山東青島租界權益等已被日本佔領，同時由於軍閥政府與日本簽訂了「二十一條」密約，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出讓，日本據此而在巴黎和會上取得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這份和約的內情在5月初被披露出來，因而有知情者號召「保衛山東、保衛國家」，激發了北京的大學生，發動抗議遊行，標舉「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拒絕同意和簽署「巴黎和約」。但協約國仍然不顧中國本為共同的參戰國和山東乃是中國主權所在，6月底的「巴黎和約」仍然把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和權益讓與日本。因此，這一運動自5月4日開始，直到6月底國民政府終於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才漸次平息。最後日本在1922年才交出山東的控制權和權益，此一運動才算正式落幕。
此一運動最初由北京大學生發動，隨即引發各地大學生紛起組織行動，更由於政府逮捕示威的學生，引發社會和各個階層的人民同聲討伐，發動全國大罷工，抵制日本和日本貨物，擴大而成為全國的抗議活動，促成軍閥政府的下台。而此一運動由學生的政治的愛國行動，到轉化為全國大罷工的社會活動，各地的學生與知識分子紛紛組成各類學術文化與政治團體，由此而成為全民持續的全國運動。[1]由於此運動最主要的成果是引致當時領導潮流的知識分子大量左傾，中國共產黨成立，成為日後中共奪取政權的基礎，因而，五四運動被中共標舉為愛國行動，是抗拒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重大運動。此一事件並不是獨立突發的運動，而是中國自清末以來不斷的社會運動與爭論的歷史中的一項，涉及如何建國和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等價值爭議。因此，如何定位此運動的性質和影響，一百年來實有不少爭議。
一、 五四運動之意義
由於五四運動牽涉的層面極廣，也由於五四之前後，中國已經歷了自19世紀中葉西方強權入侵而清廷屢戰屢敗，傳統知識分子無法作出有效和有力的回應，新青年已經對中國傳統喪失信心，由改良進而有各種改革、推翻傳統社會文化的呼聲。在政治體制上，由於清末經歷「洋務運動」、「戊戌維新」、「中體西用」等等改革，均以失敗告終，而清廷之頑固腐敗，一意維持專制，終由辛亥革命而被推翻。這是中國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步。但是革命後的國民政府卻被仍然被擁有巨大軍事力量的軍閥所把持，而國民之現代公民意識幾近缺如，因此而有袁世凱稱帝，張勳「復闢」等顛覆國體之事。民國建國最初二十多年都是在軍閥內戰之中渡過，到北閥成功，可望真正推行建國，日本即發動侵華，更捲進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歷八年辛苦抗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佔據中國的領土才回到祖國的懷抱。但國共內戰又爆發，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中共建國，兩岸對峙，直到現在。在政治社會方面來說，中國的現代化可謂尚未成功。
在民國初年，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已開始發動所謂「新文化運動」，主要是推翻一切中國傳統文化，反對主流思想的儒家，反古文，提倡科學、民主、白話文運動等。此一文化運動主要是由北京大學的教授提倡。其中明顯的是要推動全盤西化的主張。五四運動雖然可說與自清末以來和民國以來的文化改革所引生的一個運動，但五四事件基本上是由外交內政的政治問題而起，主要是北京大學生發動的一個愛國反政府的活動。但這個運動很快被結合在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之中，擴展為「五四文化運動」，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里程碑。可以說，自民國以來的「新文化運動」藉此事件擴展成為全國熱烈關懷和參與的社會與文化運動。因此，五四運動常被說為是一文化運動，但五四運動在文化學術方面，中國文化與學術如何達成現代化，是否已達成現代化，實是一有巨大困難和有無窮爭議的問題。因為此一運動結合了提倡現代化和反對傳統中國文化和儒學，當代新儒家對五四運動實有一種五味雜陳的感覺。第二代當代新儒家在成長中都不免受此運動的影響，但積極正面的論述不多，很少正面和全面評述此一運動在中國文化現代發展中的地位與價值。[2]
當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最關切從文化的發展上分析中國自清末以來的發展，癥結在於民族與文化之互相激盪而分裂。五四運動也具有這種內部的分裂性。唐先生所代表的當代新儒家對五四運動的批評也指出其中有正面和負面的價值。唐先生首先出：
五四事件乃是北京大學學生首先因激憤於西方強權與日本之侵凌而起，自有積極正面的意義。但由於與自民初以來的偏激的新文化運動結合，因而有反傳統與反中國文化和儒家的表現，因此，唐先生告戒我們，在五四運動中負面的一極：
千萬不要學五四時期以來，若干刻薄文人…輕易侮辱自己生命的祖先，侮辱中國歷史上大家共同崇敬的人物，亦不要輕易貶低中國之歷史文化的價值，然後才配批評中國之歷史文化的缺點，而補其不足。五四時代的青年知道反對政治上的賣國賊，現在的青年應當進一步的地方，即在更知反對一切文化上的賣國賊。[4]
這是五四運動匯入了新文化運動所成的反對一切中國文化歷史傳統和儒家的西化派的偏激的表現。而這正是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歧出和不能走上正途發展的主要背景。
以下試專就文化發展方面反省五四運動的性質和定位。表面看來，五四運動本身似乎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傳統文化和儒家的口號，但如上所述，五四文化運動卻是在清末以來反對傳統文化和儒家的潮流中興起，是西化派以至俄化共產主義化的一個里程碑的發展。五四運動由「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反對列強對中國的宰制，反西方與日本的霸權主義，到高抬「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為拯救中國的共識，其中包含了反對一切被詆為「封建傳統」、「吃人禮教」的傳統文化和打倒它的代表的「孔家店」。因此，五四可以說是民國初年以來的反傳統反儒家的大流中的一個高峰的表現。此在五四後各種「保國衛家」的主流人物和理論中，各自紛紛從西方的各種學理引以為救國的哲學可見。這種種論述，其間自然有很多爭議，但卻有共同的敵人：中國傳統文化與儒學。此在當時左、中、右各家各派莫不同衷一是。打倒中國傳統文化無疑是五四運動所激化和全面化的表現。全盤西化成為當時各種論述的共同主張。其中，馬克斯主義是西化中的一主流力量。唐君毅先生曾指出，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和年青人之擁護共產主義，是一方面反對傳統文化，而又反對西方列強的霸權，因而採取來自西方而又反西方的馬克斯主義以進行兩面的批判。
有謂五四是一類同西方的「文藝復興」的運動。但此說無據。此說之無據是因為在五四運動本身實無任何文藝復興的主張可說。在後續的發展上，自然有許多新生的文化與文藝的群體產生，但都是引介西方的文化文藝論述，沒有任何復興中國本有的文化文藝的表現或引用傳統經典發揚新義。五四運動之後的種種文化文藝活動都只是拾取西方牙慧，而且是無限地誇大，以為現代社會之標準，而視中國傳統文化為封建落後，一無是處的野蠻狀態，只有排斥揚棄，根本沒有任何文藝復興之可言。此在學界已多有批評[5]。至於說五四運動是一種「啟蒙運動」也可以說是無根之談。[6]因為，此中所謂追求科學與文明，實是一種盲目的崇拜：西方來的就是科學的，文明的。傳統的自然都被打為反科學，反文明的。此種鼓吹式的「文化口號」不但是膚淺的，實是違反理性的。因為，其中並沒有針對傳統社會和西方社會文化中的合理或不合理的理性批判反省。全盤西化在文化發展上基本上就是違反科學與理性的構想。因為，文化不是衣服，不是脫了舊的換上新衣就成為新的「文化人」。文化是人類生命發展中已成為每個人生命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的東西，已貫徹於一切的生活價值與行為習慣的表現之中，甚至常是超乎自覺之外的日常生活模式和習慣，猶如日日呼吸的空氣，幾乎無從置換。五四運動對於國人維護國家主權和政治上要求民主的表現固然有推動社會政治上的理性表現，但對於啟發每個人的理性思維和批判反省並沒有多大的幫助。反之，更多的是由於接受不同的理論變成主張這即是唯一真理，使原來可以是理性的理論蛻變為觀念的「意識形態」或「意底牢結」(牟宗三先生語)，形成一不容許自我反省批判的唯我獨尊式的思維，此正是反啟蒙的一種表現。故牟先生總稱之為「意識形態的災害」。[7]
如果五四運動在文化上不是復興也不是啟蒙[8]，它的正面意義當如何確定？它的正面意義可說繫於它與現代化相應的表現。這可以從兩方面分析。首先，五四運動從反霸權而反傳統帝制與專制，具有朝向現代化中「民主」的理想。「民主」乃是人類理性的一個可以自主的目標，也是人類現代化最難以實現，卻真正具備使「天下為天下人的天下」的理想。這是一切落後國家所追求卻也是最難以實現的目標，因為它涉及了任何人群共同生活中巨大的公權力的分配與掌控的安排。任何手握如此巨大權力的個人或組織都不會輕易放棄。但是，人類歷史已明確告訴我們，傳統社會中的一切封建帝王專制的制度，都不足以安頓社會，不足以保護個人的生命與自由。當然，民主制度不必以西方現代國家的方式為準，但必須真正落實主權在民的客觀運作與制度化。當代新儒家都確認民主是使每個人真正能夠安身立命的客觀制度。這是五四運動所提供給中國文化所必須吸納的現代社會的一種價值。
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從反對封建迷信而提出追求「科學」，建立客觀有理據的科學理論與相連的科技發展與應用。這對於現代社會的開放與生產生活所需物品有積極的貢獻。科學與民主是五四運動中兩項最相應現代化(不是西化)中最符合理性要求的目標。在這方面，提倡和發展科學，不但是當時鼓吹全盤西化與打倒傳統的各種論述者的共同目標，也是當代新儒家所共同接受的人類文化發展所應有的目標之一。但儒者反對科學一元化與科學主義的主張，把科學視為唯一或最高價值所在。此種以科學科技為代表的理論理性的僭越，是形成西方社會的「現代性的黑暗面」的主要根源。[9]科學是人類理性的事業，是認識世界事事物物的理性方法，是有益民生的重要工具，因此也是中國文化所必須吸納的知識，是哲學所必須認可的在文化上不可缺的部份。這是五四所促成的現代化的目標之一。
五四運動還有一不常被提及而卻是最重要的現代化的一環，即，成立一現代化的國家：在由民族所組成的國家之內，國家主權是國內民族所共享的權力，而不是其他國家民族所可干涉或分割的權力。此即西方現代化過程中形成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擺脫了之前的大一統式的帝國體制，裂解了神聖羅馬帝國，而由各地域的不同種族成立主權獨立的國家。由於基本上以區域內的民族為分界線，因而有英、德、法、北歐等民族紛紛成立的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由相同種族與文化的人群成立的國家比較容易激起生命共同體的強烈感受與情感，使公民有強烈意願為國家犧牲(實即為自己生命的價值，祖先和後代的福祉而犧牲)，即所謂愛國心。中國傳統政治意識常以天下為最後最根本的理念。國是在家國天下之間。因而在與西方現代國家的接觸中，中國常因採取天下一家的理念，而常被強權欺負和侵奪了自己的主權和國家的福祉而不知。在現代化的發展中，建立民族式的國家是中國文化現代化所不可免的一個進程。但是，民族國家雖然有助現代化的推動，但卻也產生跨民族跨國界的不公平紛爭的後果。當民族國家成為最高核心價值時，對其他國家的侵略與不公平的行動便變成不是不合理的，因而有近數十年仍然在西方國家發生的以自己國家利益為第一的民主國家，這正是西方文化在現代化中尚未足以完成理性化的一個重要的跨國和全人類的社會建構。[10]聯合國本來是克服此困難的一個理想制度。但從成立之初，聯合國即受到民族國家的自私自利和權力的把持，因而只是強權的工具，不能真正成為全人類可以共同信受的全人類的生命共同體的組織。此中即反映了西方文化與哲學中非理性的地方，使人類的永久和平難以實現。
綜言之，五四運動是中國走向全盤西化，反傳統，的全民社會運動的高潮。日後再演變成為共產主義化的社會政治運動的起點。雖然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上標舉和確立了民主與科學的訴求，但整體上對傳統文化和理性化沒有足夠的反省，對西方文化也沒有理性批判的表現。中國文化在五四之後仍然遭受強烈的反對和打擊，近百年後才開始有復興的瞄頭，這顯示了五四運動的盲點和沒有真正批判反省的地方。[11]
二、 五四運動之現代化意義當代新儒家之回應
五四運動雖然沒有積極正面的立說與建構，但也是中國文化與哲學在現代化的歷程中的一個指標。相對於超過半個世紀之前的由傳統王朝到民國的跌盪和挫折，五四運動是一個真正激發起全民意識的一個運動。這在沖激當時與未來的幾個世代中的反省思考與價值取向上仍然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追求國富、獨立、自由是百年來國人心中不可或歇的動力。這一影響也強烈反映在當代新儒學的發展中。
五四運動所揭露的中國和中華民族的生存的嚴峻現狀，和迫切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學理來作出救亡，促使知識分子更大量地學習西方的文化與哲學。在五四運動之後，國人對西方文化與哲學的了解確有長足的進步。當代新儒家第二代如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等，確是比前一代更能深入西方哲學堂奧，掌握到西方大哲，如康德、黑格爾、羅素、維根斯坦、數理哲學，科學哲學等義理，由此出入西方哲學而可以表彰中國哲學的特質，建構出足以相應世界課題的精深而宏大的中國哲學體系。
五四運動也反映了之前的西化派的片面鼓吹西方的價值而不甚了了的狀況。眾多鼓吹民主人權的學者實不知民主之根源所在的人之為人的價值，對於人權之在憲法和政治制度中的關鍵地位與指導政治運作的理論地位，也一概不知。此在今天，對於民主政治制度中的重要概念，如自由、平等、公義、人權等，許多人仍然缺乏正確的理解和運作。因而強調民族自主與民族主義蛻變成為集體主義，成為壓制個體自由自主的「民族大義」。當代新儒家接受西方民主的概念，不但詳考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等等概念，專書著述數百萬言，更深切指出西方在政治制度上的個人主義會有流弊，原因是西方政治上對於家庭的重視不足，家庭不是一社會政治的單位。而此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最重視而實為人類生命所不可缺的倫常親情所在，也是平衡西方社會中政治上由於缺乏家庭的合理地位，個人最終亦必成為孤獨的孤島式的存在，如存在主義者所最能揭發的西方現代社會的荒謬性，異化與疏離，這正是西方社會中人們的深層創傷所在。
五四運動所揭示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實多是以自己對西學的「一得」而沾沾自喜，自以為是，而完全否定他人，特別傳統文化的一切，而不知此正是最非理性的，也是最不了解文化轉化和發展的表現，也有違啟蒙精神之運用理性於實踐上或實踐理性的追求。當代新儒家針對西方所擅長之理論理性之分析和建構，發揮中國傳統中的道德實踐理性，不但因此而偵察出中國文化之所短，也發展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指示中華民族自主自立的方向，更成為西方文化流弊之對治之方。此在唐君毅等四位先生所發表的《中國文化宣言》所揭示的未來人類文化的方向，即，以道德實踐理性(仁)為主，以理論理性(智)為輔，經由雙重的理性批判，將是中西文化得以融合的交匯點，由此得以走向人類文明一體的和平共存的世界。
至於五四運動之後，一般的知識分子不但繼續推展西化和反中國文化與儒學，挖空自己的文化生命和價值的根，中國人成為披起西方衣服的游魂[12]。文化無根，隨人腳步起舞，創造與自立根本無從談起。此如唐先生所指出，中國近百年的歷史發展，從太平天國以來，都是民族與文化分裂，甚至是互鬥中的發展，無法正常而真正踏實地前進。當代新儒學正是要重新建立中國文化為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生命的內核，使民族與文化兩條腿走路。如此中國和中國文化方能現代化，方能開展理性，健康發展。
三、 當代新儒家對五四運動之批判
唐君毅先生認為我們應應當把五四運動中兩個成分分別而論：一是就五四事件所表現的抗拒強權的不公不義的欺壓，與反對政府之腐敗，這是五四運動中的愛國主義的表現；二是就五四發而為民國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所主張的反對中國文化與儒家，認為一切都是封建落後，毫無價值的舊文化。前者乃是熱血青年對於國是之奮勇抗爭，不但敢於對抗日本之強大武力之逼迫，也表現為愛國之不服從運動，挑戰軍閥政府之為私利而賣國求存。而青年學生更由追求民主與國家富強，高舉民主與科學而融入新文化運動中發展成為全國的運動，使新文化運動得以席捲全國。年青人行或有過當之處，但忠勇為國的精神絕不可疑，亦是日後抵禦外侮的主要力量所在。由五四事件之擴大而成為五四運動乃是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此中自有推動中國往現代化的努力，但也因而更全面反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儒學。綜言之，當代新儒家接受五四運動中所揭櫫的「民主」與「科學」的訴求。因為這是西方文化中最主要的成就和理性的要求。民主制度的實現，可說是解答了儒者向來追求天下為公的「禪讓政治」的理想。此民主政制不但真正實現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合理性，同時也真正消除了獨裁政權所加害於百性的災難。民主政不但使家國的最高權力回歸每個人民，也可以從制度上看到民主如何可以使人民避免受到政府腐敗濫權的傷害。民主政制才真正能使人民能安居樂業，免除內部的壓迫，消解一切由理野心而來的戰爭。康德即明確申論民主體制最能防止帝王為自己的私利與野心而隨意發動戰爭，造成人民災難性的苦難。儒者主張「善戰者服上刑」，反對一切不義之戰，因為，這正是使人民受到最慘烈傷害的行動。而在民主制度之下，主政者必須取得人民的支持和同意才可以行使政府的權力，而適當的選舉制度可以防止主政者肆意獨裁，無法無天的極權專制，而必須受人民的監察。如此才真可以使人民得以「安身立命」，無所懼於當權者之加害。儒者與反對不當政施的志士對於當權者之批判，更不需以性命相托，而可理性而中肯地批判統治者的不當或不適任之處，以為人民發聲和請命，使當權者真正做到以民為本的治理。
新文化運動中提倡解放女性，對於糾正傳統文化中對女性的歧視壓抑自有追求性別平等，人人平等之正面意義，但由此導至家庭倫理的離散，走向社會的異化，卻是現代化的負面結果。儒者重視家庭的和諧互補的倫常關係，正足以保障個體在現代社會中所必須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家庭的倫理親情，正是人際間最親密而無間的關係，是真正可以維繫一生而無生疏的親情。家是每個人的親情與生活的最後的堡壘。在常常不免產生疏離的現代社會，特別是大都會的工作以至娛樂的不停的運轉之中，家庭常是讓人可以喘息，可以自我治療，可以重新出發的根據地。這是唯有家庭所能提供給每個生命的最重要的安身立命的功能。社會實是由個人與家庭作為基礎而成立的客觀體制，家庭是個人與社群之間一可進退出入的中介，可以作為緩衝與支援個人的挫敗的最緊密的核心社群。此一社群以倫理和相互的義務為主，而輔以社會之客觀制度之權利與責任，因而每個人都得到家庭與社會的共同扶植，成長自立和為社會服務。每個人皆能以工作合理地換取足夠的生活資源，使社會成就每個人的自主和幸福的生活。人無棄人，物無棄物，各得盡其性分，此可實現真正的「正德利用厚生」的儒家理想。
五四運動所啟發的各種救國治國的理論，原也有一種多元開放的表現，此中可以打開社會容受多元價值，和平共濟的生活。在這一方面，當代新儒家也接受多元的文化價值，珍惜和敬重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創造和貢獻。唐君毅先生即肯定任何有意義的哲學文化論述，都是有價值的，都值得尊重和保持。因此，本著孔子之「興滅國，繼絕世」的精神，儒者在文化價值上自有「有容乃大」的胸懷，在跨國跨文化中採取「和而不同」的態度，是一種接納差異性和差異者的開放包容的(inclusive)政治態度。此正是現代世界在全球化時代所最必要的共容的態度，由此以建立「天下一家」、「世界一人」的共同生活體，邁向永又久的世界和平。
但夾雜着新文化運動之反傳統文化的西化派的態度，自貶自己的歷史文化，因而對自己失郤自信，一切以西方社會文化為價值標準，造成國人一種奴化的心態。唐先生在「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與「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兩文[13]，痛切深論這種國人之奴隸心態所影響中國人在近數十年來在學術的研究上，都以最取得西方學界之認可才敢自信。不但研究西方學術成為表現自己的學術成就的認可，甚致研究中國傳統學問也以西方學者或漢學界的研究成果為是為優，一切研究都以服務西方學術要求而為。唐先生對中國學界此種失去自信與獨立性，奴性的表現發為極沈痛的悲感。客觀地來說，西方學術文化領導全球，西方學界也表現出強烈的霸權主義，不但不了解東方以及中國的文化與學術的論述，更以西方的學術文化取向來規限非西方的研究和成果，對非西方的研究常是加以鄙視和具有偏見的激烈的批評。而在主觀方面，這種心態和表現可說是自五四運動以來的西化派對中國文化的攻擊所產生的自我奴化的結果。當代新儒學的積極回應是通過「返本開新」，經過對中西方文化與哲學的深度的研習，建構出中國文化與哲學的新的詮釋，批判吸收西方哲學與文化的優點，確立自己的學術建構，方真正能重植自信與靈根，足以平等對待西方的哲學與文化，恢服自信，方足以言推廣中國文化為全球文化的典範，可以對人類文化與發展提供積極的智慧和貢獻。以下進一步申論當代新儒家「返本開新」的方法與成果，以完成對五四運動的評價。
四、 當代新儒家「返本開新」之意義
當代新儒家對於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所面臨的西方文化挾帶着的強力的武力與經濟力量而來的入侵和挑戰，在保衛中國不致於被滅亡或去除球藉的奮鬥中，如何自強與獨立和發展，新儒家所採取的不同於「全盤西化」，也不同於清末腐儒之頑固保守，或只流於形式的「中體西用」的併湊式回應，而是採取「返本開新」的積極開展前進的剛健之路。依唐君毅先生之說明，「返本開新」是發展中國人文精神和融合西方人文精神的表現。唐先生的返本開新的意旨可見於所著之《人文精神之重建》一書。唐先生曾謂此書又名為《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開新》，不但認為中國文化之發展是一種返本開新的匚現，亦同時見出西方文化也常有返本開新的發展，中西文化由此可以有一種「融解」：
此融解，乃依於我們之認識了：中國人文精神之返本，足為開新之根據，且可有所貢獻於西方世界。我們又看出西方人文精神亦已有，且當有一返本以開新之運動，或人文精神之重建之運動。故此書定名為人文精神之重建或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與開新。[14]
而此一融合的中西方文化與人文精神的方法正是「返本開新」。在當代新儒家的回應中，「返本開新」是全面詮釋中國經典，使自清初以來被帝王所壟斷和扭曲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得以解放，重新得到新的詮釋，使中國文化中的精義和高明之處得到發揚和發展。此所以當代新儒學的三大家：唐居毅、牟宗三和徐復觀三位先生，都對傳統的經典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探尋中國文化的源頭和基本的義理，所以產生諸如《歷史哲學》(牟宗三)、《中國哲學原論》(唐君毅)、《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徐復觀)等多種深入經典的論述，以見中國傳統文化與經典中所發展和表現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和價值所在。返本是重探人類精神的本源，加以顯發成為生命與生活的指導。三位先生在這方面的論述有深入學理玄思之了解，也有面向時代課題和時人時事的論述，由此以見儒學的哲學深廣度和面向當前社會問題的實踐的效力。這對於自清末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及其後知識分子對於中國文化和儒學所做的種種污衊、扭曲和誤導的大量深入人心的論述。以及此中於今猶烈的流毒，都加以嚴正而有理據的駁斥，澄清而且重建了中國文化與哲學的現代體系，回復我們對於中國文化的價值與自信。這是「返本」方面的詮釋工作和成果。但返本的目標並不限於對古聖先賢的論述作出相應的詮釋而已，而是要回應時代課題，建立可以融攝西方，以至全人類的文化與哲學的現代體系，以望擴展成為足以庇佑全人類的文化。在這方面，唐、牟二先生的哲學論述都有涵蓋天地的意旨，即發揚中國哲學中的圓教義理，以建立多元而不是價值相對的文化與哲學基礎，以達成古今中外大哲的理想：圓融而包含一切價值的理論體系。
開新並不是自吹超越其他文化的口號，而是深入現代人類文化與哲學的堂奧而做出客觀的理解與建構。在開新方面，當代新儒家努力掌握西方哲學的核心義理和系統，一方面吸收西方文化與哲學所長，亦得以真實掌握其缺失而作出明確的批判。在開新的建構方面，當代新儒家通過細密的理論的分析和申論，以吸納諸如「民主」政制，理解自然世界建立知識的「科學」和科技的特質，用以開展當代新儒學的「新外王」。開新的重點是回應現代世界文化的挑戰和申論儒學的現代意義與價值。但開新不但反省中國文化之所缺，同時也在轉化含藏在西方文化的偏差中的成素，此如批判西方社會政治的個人主義的偏差，科學一元論的流弊，感性與物質化的取向等。當代新儒家是以靈活有機的方式，使西方(和印度)的文化與哲學的優點，有機地融納在中國文化與哲學之中，而不是機械式併湊，也不是排外自固。此中即有消除西方現代化中的黑暗面，克服後現代化問題的發展。當代新儒學實由此而得以深論和開發中國哲學中的義理，以邁向一世界性的發展。
但是，如果我們細讀唐先生上文所指的「返本開新」一文，實可見其中有雙重意義，即，不止是中國哲學與文化的重建要返本開新，西方文化也在不斷地「返本開新」，也得要與時俱進而同時要「返本開新」。這表示了當代新儒家的開闊宏大的精神與胸襟，既不自卑而認為一切都必須依附他人，也不自大而獨以中國文化為是。唐先生不但更認為西方文化也得要不斷地「返本開新」，也贊揚西方學者在這方面也常有返本開新的表現。依唐先生之分析，當代新儒家基本上認為西方文化有走向把人與社會物化的表現，對於自己發展出來的科技和生產能力愈來愈有不能控制，反而受其控制的弔詭情況，因此，西方文化也必須重新發揚原有的超越往上的精神表現和價值，方真能保持西方文化的價值，與救治現代世界中人與社會的疏離異化，以致自我毀滅的陷井。唐先生此說之用心，實寄望中西方文化可以互相融合地對向發展，最終可以形成和而不同，多元而相容的世界文化，以解決和建立和平的世界。
五、 結論：當代新儒家對全人類文化的貢獻與期望
當代新儒家對於五四運動主要訴求的國家主權和民主體制都全力支持，但對於所承襲的反傳統文化與儒學的取向則絶不苟同。因此，當代新儒家基本上對五四運動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於青年之愛國熱誠和奉獻，在言論或行動上雖不免有過當之處，仍然是支持與贊賞。但正是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真正理性的發展和長遠的富強與豐足的理想之實現，當代新儒家全力進行「返本開新」的工作，以一生和數十年之精神和生命，全力重建中國哲學與文化，提出中華民族真正遠大和光明的理想，祈望人人皆能得到「安身立命」，安和樂利的社會生活。不但真正實現「中國一人」，更要完成「天下一家」的理想。
當代新儒家的哲學體系基本上認同和建立了現代生活的基礎和理念。儒家在文化與價值上追求「和而不同」的大同世界，以倫理為基礎，容納不同的文化價值、宗教信仰，使人類世界呈現多姿多彩的文化創造和生活方式。不但有豐足的但不奢華浪費的生活，人人能安居樂業，各盡其性分，而且各有可以自由追求的超越價值與理想，悠游藏息的生活，生命得以自由自在地舒展。此中普世價值與個人取向可以相容而無碍。
在切身的社會政治制度上，當代新儒家提出建立民主憲政的客觀制度，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和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養生送死無憾的王道政治。此一仁政王道的社會體制，可以推廣到全人類社會，以民族國家的形式保障各大小國家之主權，使各族和在地的文化生活可以自由發展和傳承，尊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自主自立，不容侵犯與發起侵略戰爭。但當代新儒家並不以為民族國家可以以鄰為壑，而是互相合作，打破民族與國家的界限，體認人類是和平共存的一家。
當代新儒家的理想不但是「天下一家」，更追求「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讓人類與自然世界和其他物種取得和諧共存的機會。儒家自孟子以來都強調「養心寡欲」，節約自然資源的使用，在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同時讓自然界的生命，包括動植物，都得到不斷的成長與發展，對於瀕臨滅絕的物種加以保存繁衍，讓自然的物種更豐富多樣，讓人類與大自然都能繁衍幸福。凡此，當代新儒家都有多方面多層次的論述，足以「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綜言之，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之缺失是偏頗的全盤西化，不但不能健康地理性地吸收西方文化，未曾真了解即以西方文化和哲學是對治中國發展問題的萬能藥。同時，因為自我排斥，自己沒有文化依據以為現代化的基礎，因此，也吸收不了西方文化的優點。新文化運動可謂完全失敗，也可以說，全盤西化的主張已破產。五四運動留給我們的遺產是追求現代化的理想，但這一理想如何實現，仍須回到當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的理性健康的發展道路上，而且，也只有在這一方向的發展，我們才可以發揮傳統文化的智慧和成就，再往前吸收而超越西方文化，打破西方文化百多年的獨領，以致惡化為文化霸權的表現，讓全大類真正在互相尊重與學習中共同前進，建立全球一家，共存共容的世界文化。提倡主與科學，反對獨裁的制度，高舉自由與人權，都有一定的理性的意向。但只有口號，而運動中卻不是走向尊重理性與文明開放，沒有返本，立下根基，向前發展，不足以言開新，亦實不足以言理性的啟蒙，與真正的現代化。
[1]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1960)一書對此運動有全面和詳盡的論述，請參閱。中譯有多種版本，近期的有（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
[2] 唐君毅先生較多從文化的角度論述五四運動的表現，但也常只是套在對清末以來的社會歷史的論述中帶出，多少表示一種對五四運動本身的贊許，但對所涉及的文化方面則多有批評之意。以五四為題的只有一篇對年青人演講的短文，「五四念日談對海外中國青年之幾個希望」，此文以附錄的形式收錄在《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5年)，頁732-738。唐先生多在其他論及當前文化議題時帶出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如在「百年來中國民族之政治意識發展之理則」《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4年，再版)。頁163-184，綜論中國清末到民國之民族與文化之分離，第(七)節，區分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之不同；又如在「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答問」《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下)，頁709-731，接受訪問時也簡略地提及五四運動。
[7] 有說五四運動是一種中國式的”啟蒙”或”大啟蒙”，如劉悅筁，「為”大啟蒙”辯護：中國啟蒙世界價值----從人類理性視角紀念五四運動百年」一文所持的論點，其中所寄望於中國傳統中的”情理合一”之說作為人類第三次啟蒙的範式，有回歸儒家義理，或與本文旨意有相通之處(但實有很不同的詮釋和意向)，在此不能備論。至於該文以五四運動為參加了西方第二次啟蒙，實有嚴重疏漏不一致之處。如以所引西方學者平克所提出的。”啟蒙”包括：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四方面來說，五四如上論正是反傳統、全盤西化與科學主義等既違反理性，亦缺人文主義精神，正不足以言是一啟蒙運動，不能以口號中標示科學與民主即為啟蒙運動。此文原刊於社会科学报第1651期(2019年)第8版。
[8] 真正的文藝復興與理性啟蒙必是在重新詮釋傳統文化價值而發揚之，開創出新時代的文化的融合，創造更豐富的文化體系。當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才真正是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也才真是一種對待文化發展，調息上遂的理性表現。這才真有啟發國人的理性的啟蒙作用。這正是當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之努力與貢獻所在。「返本開新」之義詳見下文。
[10] 美國即是一個典型的代表。不必說遠的，即在近數十年，美國為了自己國民與企業利益即不參加全球環境保護的工作，把不合準的在美國不能用的產品輸往落後國家、把具有嚴重污染性的工廠搬到第三第四世界去，等等。近日所謂「美國第一」即名正言順認為可以為了美國的利益去打擊其他國家的經濟，可以肆意片面制裁和宰控其他弱少國家，分擔其軍事經費，買其淘汰不用的軍火等等。凡此即可見民族國家所不能解決或避免的世界跨國權的問題，人類不能有永久太平的關鍵。
[11] 也有從推動新文學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等之文藝訴求上說五四運動是浪漫的而不是理性的，也不是啟蒙的，且焦點實在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的。此說參見汪榮祖，启蒙还是浪漫？
——重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与过》，《文史哲》2019年第2期，第5-14页。
[12]五四運動之後，國內風潮愈益西化以至俄化，這是西化派藉五四運動而推廣的結果。此種情況與擔憂亦反映在1933年10位教授聯名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所擔憂和見及的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中國文化已近乎消失，甚致連受中國文化陶冶的「中國人」都沒有了。可見五四運動加速了中國文化之被推斥的力度。詳論請參見李宗桂「從三個『文化宣言』看中國現代化的文化努----以當代新儒家《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為重心」一文。此文原發表於國立中央大學儒學中心與鵝湖月刊社、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於2008年5月2-3日在國立中央大學聯合舉辦之「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五十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現收於李瑞全、楊祖漢合編之《中國文化與世界----大國文化宣言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中壢：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2009年)，頁7-19。
[13]《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上、下)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5年)，頁1-58。此兩文寫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尚未見到更具破壞性的「文化大革命」，唐先生已深感其中對中國文化與人心的破壞，此亦可謂五四運動之後的發展所引至的中國歷史與中國文化的災難。
[14]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香港：新亞研究所，1954年, 1974年再版)，自序，頁１。我在李瑞全與楊祖漢合編之《二十一世紀當代儒學論文集II：儒學的全球在地化與當代文明》(中壢：中央大學儒學研究中心，2019年)之「序言」，也略展示此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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