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1日 星期三

儒家返本開新之義

序言:返本與開新*

今年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與張君勱四位先生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六十週年,也是1919年「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前夕,正是我們應當深切回顧過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困難和挫折進一步反省和重建中國文化和哲學向前發展的重要時刻。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強權夾帶堅船利砲打開中國大門西方文化即以強勢進入中國中國知識分子在不斷的挫敗中,採取了幾步的輾轉回應方式。清末士人先是推動「洋務運動」,企圖以「師夷長技以制夷」。卻由於滿清王朝的腐敗,不但節節敗退,最後更慘敗於東夷小國之日本。由是知道西方文化之強大不只是有堅船利砲,還有其社會制度與教育上的基礎。於是有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構想,用以吸收西方文化中的體制以為用但仍然保持中國文化為本體。但此一「中體西用」之說,其實是以「忠君愛國」的思想為主,毫不了解西方器物制度,也自有其「體」,而文化不是可以簡單地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即可以把他人的優點為己用的。其後的「百日維新」卻又遭滿清內部的王權勢力所摧毀,終至由辛亥革命推翻專制王朝,成立中華民國為止。中華民國的憲法雖然是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憲法,但執掌統治權力的傳統軍閥力量,以至社會上一般的人民仍然停留在君主專制統治式的政治文化與違憲事件層出不窮因而知識分子紛紛向西方取經以救中國各種主義沸沸揚揚,都以為可以即時拯救中國的靈丹。而共同的只有認為中國傳文化是社會政治和經濟民生落後的原因其中,儒家特別被為禍首,是必須打倒的對象。因而批判儒學與挖自己文化的根成為社會上菁英分子不遺餘力的工作全盤西化成為主流的言論。而國民政府由軍閥把持,不但無意亦無力民主建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強權竟然把戰敗的德國在山東的利益轉移為已成為強權的日本出賣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主權。由是引發全國的「五四運動」。很不幸,「五四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但也同時是反中國文化,反儒家的文化運動。
當時能秉持中國文化以對抗種種反傳統與反儒家的力量與言論的只有幾位有遠見和敢言的思想家。熊十力先生借用佛家之性智與量智為儒學之體用重建乾元性海為儒學的核心義理,以量智為橋樑吸收西方文化中之知識之學,以開新外王,回應當前世界與中國的時代課題奠定當代新儒學的義理規模。此為第三期儒學或當代新儒家之反省重建的開始換言之,當代新儒家是在極端反儒學的潮流中奮然而起無懼於遍地之批判之聲為中國文化與儒學奮鬥。當代新儒學之不同前此之保守主義式的「中體西用」或種種反傳統文化的「全盤西化」論述,最主要的差別是,堅守和發揚中國文化的價值與精神,正面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展開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優點,依中國經典與孔子之傳統,重建和開展中國文化的內聖外王之學。此可以唐君毅先生首倡的「返本開新」的理論為代表。
唐先生在1951年出版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之「自序」,即申明此義:
吾在此借用古人之太極、人極、皇極一貫之意,以明圓而神之中國文化精神,對方以智之西方文化精神可全部攝取之理由以展開中國未來之人文世界。顧吾又不承認中西文化之融合,只為一截長補短之事,而以之為一完成中國文化自身當有之發展,實現中國文化之理念之所涵之事。
「返本開新」實是儒家一貫所持的對文化與人生的態度孔子面對「春秋時代」的「周文疲憊」、「禮崩樂壞」的時代課題,回應之以刪述六經,提出以「仁」為禮樂之精神,重建中國文化之價值。刪述六經提練出「仁」的核心義理,即返本;由此開出中國之道德人文主義精神,轉化成禮樂文化的生活與外王制度,即是開新。第二期儒學之宋明儒者也是回應道家與佛家的宇宙論和心性論之挑戰,重新依五經與四書詮釋儒家之義理,乃有儒者之「天道性命相貫通」的義理發展,更進一步發展「成聖」的工夫實踐,確立「天人合一」之說,以救傳統社會自殘唐五代以來之道德淪亡,重建社會家國之禮義人心。此自是「返本開新」的實踐。
當代新儒家正是依先秦與宋明儒學所創立的中國文化之「圓而神」之通貫人生宇宙之天人合一的情懷,全力詮釋和發揚傳統社會之價值與經典之義理並以西方文化與哲學之「方以智」的表現互相對揚,詮釋和建立中國文化與哲學之「圓而神」與「方以智」的圓滿而充實的哲學體系。此一「返本開新」的發展,一方面使中國文化有足以自立、自我作主的精神和氣魄,建立中國文化之主體性,用以吸收西方和印度文化之優點,發展儒家的道德的人文主義精神,以開拓未來的人類共同的「人文世界」。但當代新儒家對吸收外來文化的要求,不是截長補短的併湊的膚淺方式,而是有機的以儒學的體用論,吸收其他凶文化的長處,以發展自己之所不足,使西方文化優點,特別是科學與民主,成為中國「道德的人文主義」的有機成份。由此可見,當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之說,實不限於保守中國文化之傳統而變成頑固保守的基本教義派,更不是放棄自己的文化內核而為「全盤西化」,而是提升和發展儒家的義理為全人類的共同的人文精神與價值。
我們更要點明,「返本開新」並不是空洞的口號或宣言,而是以全幅生命進行不斷的研習、詮釋、反省、建構的思辯和實踐的終身工作。此在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位先生畢生所努力詮釋中國所有重大經典文獻的皇皇著作,即可以見出所謂「返本」不是空言無據的泛論,而是全面絷根在經典文獻的解讀和詮釋之上。三位先生之著作俱在,三套全集皆千萬言以上,精微詳論俱備,實不待列舉,也實不勝列舉!而在此部部巨著的詮釋之上,三位先生更提煉出儒家之核心精神和義理發揮先秦與宋明儒學的義理建構當代的龐大的儒學體系以為「開新」的基礎當代新儒家的新體系不但絕不亞於西方之龐大和深的哲學體系,更是真正的以儒學為主體的新的內聖外王之學。此是當代新儒家之為「新」之本色,豈是前此無理的頑固保守的腐儒之論或空洞併湊的「中體西用」之論,更不是不識中國文化之本色與精神與當代新儒家主體性之義的所謂「全盤西化」之論。至於不讀三位先生之建構而妄意批評的妄論,如以為「食古不化」,不知東西方文化之隔閡,或以為採納西方文化之優點,如民主人權,即為「投降派」或「西化派」等等之盲目無理的批評,實不知學術之艱苦,不知文化交融之複雜多端,不知善解之可以得融解,不善解之則儘是妄言妄語其於解答中國文化與國家發展不但無益,實只是延申過去近百年的混淆與衝突,只是延長中國歷史文化之惡夢,更增添人類的衝突與災難。
當代新儒家不但對中國經典真能做到「返本」的深度與廣度的認識、體會和詮釋,而且同時深入研習西方經典與哲學,以及社經政治制度,由此以取得真正的融會貫通,以為人類世界的真實而有效的「大綜和」。當代新儒家對西方哲學了解之深度,早已超出西方專家式的自我了解,乃是大哲學家之心靈的契悟與解讀,其中的哲學分辨和會通,都具有高度哲學詮釋中才有的鞭入裡、創造性轉化在內,豈是尋章摘句式的所謂專家之徒所能知!唐先生就論述中西文化之融會貫通所著之《人文精神之重建》一書,曾謂此書又名為《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開新》,實已不限於中國文化之返本開新,亦同時是西方文化之返本開新而得的「融解」
此融解,乃依於我們之認識了:中國人文精神之返本,為開新之根據,且可有所貢獻於西方世界。我們又看出西方人文精神亦已有,且當有一返本以開新之運動,或人文精神之重建之運動。故此書定名為人文精神之重建或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與開新。(《人文精神之重建》自序,頁1)
文化皆是人類心靈所創造,對自己的文化自應有深切的愛護與尊崇,此皆是祖先前人心血所凝;對他人的文化亦應同樣深切的尊敬與愛護。「興滅國,繼絕世」,對民族與文化的繼絕存亡所表現的崇敬,是孔門的本義。當代新儒家由深切於中國文化與國家的災難與出路終身投入尋求對文化與哲學的真實的了解和解答由此轉向深研中西哲學的經典與文物制度和哲學論述與建構再進到對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以為世界和平和悠久長存而奮鬥,這是當代新儒家的使命和真正有成就的原動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永遠是儒家的使命此是儒家之所以為儒家是儒學之所以為普世之學的關鍵。
唐君毅先生指出,當代新儒家的中心信念是:「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此信念中自有無窮的莊嚴、神聖、廣大、深遠的涵義!諸位先師先賢先聖們所發,我們固然需努力誦讀以通之,企能站在巨人之肩膀,看得更高更遠,更有信心念力,發揚以推廣之,日新又新之,此自是我們當前所必須堅負的責任
本文集正是此一「返本開新」之永恆使命的一個集結是為序

李瑞全、楊祖漢
2018111日于國立中央大學

*此言本文是<<二十一世紀當代儒學論文集II:儒學的全球在地化與當代文明>>論文集之序言,用以簡要說明當代新儒家"返本開新"所具有的全球在地化與人類未來發展的意義,以見儒家的本義,以簡別各種追求中國文化與哲學現代化的迷誤。

2018年7月28日 星期六


從抜管事件看台灣民主進程之變化與問題**
Changes and Problems of the Progress of Democratization of Taiwan: Reflections on the Issue of Selection of the Principal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李瑞全教授
中國哲學研究中心

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可說始自蔣經國在美麗島事件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處理方式。後之解放黨禁報禁與讓老兵回鄉探親兩岸交流等一連串政策,不但是使台灣走上民主之路的重要開創,也是開展以中華文化和平統一中國的理性方式前者是表示一黨獨大式的統治要解放人民可以自由組織政黨政黨政治之開放不以言入罪是民主的第一步和推行民主必須具備的條件統治台灣的政府必須經由人民公開公平的投票授權取得政治治理權力的合法性,正是民主政治的基本運作這使得日後縱使是國民黨執政也有合法性政府不再只是政黨的工具,是政權回歸於全體人民的民主要義。任何違背民意和操弄民意的都是反民主的手法。當年蔣經國也許認為台灣社會的共同基礎在中國文化,當時根本沒有所謂「本省」「外省」之分,台灣人民本自是中華民族一員,無論在血緣語言、文化、倫理、宗教、價值等取向和表現,都是中華民族、中國文化的核心成員。相對於當年共產主義統治大陸以反四舊焚古書批孔揚秦階級鬥等政治口號和統治方式,背離了中國的文化與價值傳統中華民國是以繼承和發揚中國文化自豪,具有中國政治與文化傳統的正當合法性,保有一定的國際地位。這一段期間國民政府與台灣人民具有當仁不讓的志氣不但在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發展都遠在中國大陸之上。蔣經國以中華文化光復大陸之構想這是中華民國最有中氣和豪情壯志的年代。當年的年青一代自有一種創造力和意志力,不但奮發多壯志可以提一皮箱走遍天下創業立根,可以向全世界宣稱我們代表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而無任何虛欠,這正是民主與文化所提供給台灣人民的力量。正如唐君毅先生就清末太平天國革命以來的發展,所做出的反省時指出的民族與文化兩條腿走路才能成功現代化。台灣是最成功的範例。(按:西方現代化成功,固然是民族與文化相輔相乘的表現,落後國家也正是由於民族與文化(外來的西方文化)不相配合而失敗,中國近一百多年來也正是如此)
這一現代化的進程,在後蔣經國時代實質上產生了退化。首先是民進黨開始提出所謂「台灣民族」的說法(許信良在八十年代的提法),是隱含國民政府當年來台灣接收的是「外國人來台殖民」的觀念。這自是不符當年台灣一般人民歡迎國府來台接收解放台灣人民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恢服公民的身份興奮,回歸祖國懷抱的喜悅。當然,日本殖民台灣50年,除了被屠殺與被壓廹的是大多數台灣人之外,自然會以懷柔政策籠絡小部份願意歸化和認同日本人與日本文化的台灣人,加以培植以協助日本統治台灣。這些人甚至認為台灣是日本的一部份(例如,民進黨人對於李登輝明說釣魚台是日本的言論,完全不敢置一詞,也是這種心態的延申。)這些人佔的比例不會很多,但他們會認為台灣是被外來不同民族和不同國家接收的,對中華民國政府自然會有反叛、反對和作亂的心態與行動。在228事件中自然有不少台灣人民特別是較先進而受當時世界潮流影響的精英分子受到無辜的殺害,但主要是受國民黨當時害怕共產主義者滲透的反共政策而有的暴力鎮壓行動而死亡的人,被殺害的來自大陸的人數要比在台灣本地的人更多,只是當時的受難家屬們有大陸可逃或只是隻身來台,故在台的紀錄和後人幾乎滅跡。到現在也還是主要一大批含寃無告的無辜者。為蒙寃者申雪,是任何公正的政府所應執行的正義行為,豈有族群黨派之別!當時來台接收的國民政府之無能與腐敗自是事實,否則國民政府何以在抗戰後即一敗塗地?!但反政府與反侵略者是不同層次的對抗。反政府只是要取代它的統治權力,或施行的政策,反侵略是要從外國人奪回主權的復國運動但這種明確的分別,後來卻被李登輝與民進黨搞混起來,作為憑藉憲法和法律邊緣地帶以行顛覆中華民國之實的理由,也因此,使台灣的選舉質上達不到真正的人民之間的平等和和平競爭的爭取人民授權合法性的活動,而成為扣帽子喊寃情,以至排外(外省)的民粹訴求。
台灣在解除報禁與黨禁之前是老蔣的威權統治小蔣的開放政權與政治權力的重建未能及身而完成,乃由李登輝利用副總統接位的身份,更利用國民黨內部元老們的爭權,以拉一派打一派的鬥爭方式鞏固自己的力量,培植國民黨內的本土派(日後成為台聯黨),更同時培植民進黨作外應以瓦解國民黨內部的傳統力量,最後集黨政軍財的大權於一身,是國民黨內最大的獨裁者。換言之,自九十年代開始,李登輝明顯是利用當時仍然具有的統治權力和政經力量的國民黨用以瓦國民黨和中國文化的價值提出國民黨為外來的政黨(孫中山是外國人?!),中國文化不是台灣的文化(藉對抗北京政府為名,大搞去中國化),封閉大陸港澳與海外華人進步成功的消息(不知何以大陸在落後台灣20年之後忽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把台灣台灣拋到30年後去?何以在進入二十一世紀時,香港成為與紐約倫敦齊名的「新龍港」(Newlonkong)?),斷絕中華民國與海外華僑的關係,等等。由是推動「本省」「外省」之分,使外省者成為侵略者的同路,以至背負對不起台灣的「原罪」,中國文化與價值成為侵略台灣的外來文化。這種種政策,實質上是使台灣在民族與文化上互相對立,成為跛腳無主無靈魂的「民族」。使台灣人民在民族與文化之間對立,使人民在所謂「族群」上分裂,是對台灣人民最大最嚴重的傷害。因為,文化失調不但使台灣價值混亂失控,生命不能安頓,社會經濟無法發展前進而分裂閩南人與中華民族,做成全體與個人的認同落空,種族分裂更埋下了種族屠殺的內戰危機。這將是台灣人民最大的災難。
這些作為顯然是不公義和違反現代化與民主化的發展的。正常的民主國家最主要的施政正是要團結所有公民保障所有公民的公平的平等權利和福祉不可能把部份公民視如潛伏的敵人,鼓吹自己內部有投敵的「背叛者」,製造之間的敵對與互相排斥。試看美國以至西方先進國家如何花費巨大的國家經費使新移民融入社會,豈是以不斷做分裂為能事的政府。分裂社會以從中取利和實現自己的私意是從事政治的人的最大罪惡!人民沒有文化自信的基礎和深厚的素養,不可能有真正的創造力,也不可能有足夠承當世運的胸襟壯志台灣過去三十多年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正是不斷被推向向下沉淪之中。台灣新一代年青人之無知無力,並不是偶然的事。青年學生無心向學,不知人生所為何事沒有奮鬥的目標,不但是教育經費被嚴重挪用的後果,更是教育受政黨與政治扭曲所造成的現象。
中華民國的教育經費原在憲法有明確的規定,且是世界上最高的一類。但當年由李登輝主導的修憲,不但強化總統的權力,取消了行政院長的制衡權,弱化考試院與監察院的公共權力,最嚴重的是取消了教育經費的條文。當時李登輝信誓旦旦說只會更多不會少。但事實上我們都知道,自此之後,教育經費是實質上年年在大量砍削遞減之中,目前已淪為發展中家最低的一類。以如此的國民教育經費如何能有發展,如何能有前沿的創造與競爭能力?近期有良好資歷的大學老師和精英的學生們紛紛出走,豈是偶然的事!李登輝當年也以廉價的方式,讓技職等學校不斷升格為大學,形成台灣有近200所大學!這也是世界教育發展的奇聞!沒有足夠的師資和教育資源,這實在與大陸文革時期搞的工廠辦大學無異,大量制造出來的大學生如何能有做事能力如何能有創造力如何能推動台灣的社會發展?而其中,政治的滲透和干涉,更使台灣教育的文化價值喪失和混亂。
台大校長遴選事件凸顯出蔡英文政府對於大學人事任用的強力干涉,而且是依於政治忠誠而來的控制!當民進黨天天用大條道理把三民主義停課,把校官趕離學校,以去除國民黨的思想教育控制,蔡英文政府卻運用更赤裸裸的政治考量拒絕接受經各方公正人事參與而且公開公平評核的結果,甚致不惜犧牲兩任教育部長都拒絕聘任曾支持國民黨的管中閔院士任職。這種不惜動用各種社會輿論與人身攻擊的手法去質疑和污蔑當事人人格的方式,實與文化大革命的硬判學者為黑五類的手法一樣!這種堅持顯示蔡政府不但要奪取台灣最重要的學府為自己的支持者所掌握,更有寒蟬效應,使得其他國立校長遴選的結果都不得提議聘任缺乏對民進黨第一忠誠的學人出任公立大學校長之職!這種以黨意領導教育的專制觀念,竟敢在民主進步大旗之前明目張胆行事,寧非怪事?!事實上,緃使目前換了部長或作大轉彎蔡英文政府現在已有足夠的表示即,以後要取得大學校長任職的人(以及一級主管等人事)必須要對民進黨有足夠的忠誠的表現這種要求已是路人皆見這實是現代人與現代社會中最惡劣的以政府力量控制教育意識形態的表現。控制教育就是控制思想,就是控制文化傳承和人民。它對政黨干涉教育的影響之深遠,實難以估計!
前此國民黨雖然主控大政,但在教育上,如在任命教育部長時,所委任的人必須先經歷過擔任大學校長之職。此潛規則雖然不一定能避免教育部長仍然完全聽命於總統與行政院長,但多少也表明重視此一職位的學術上的地位與經驗,教育有一定的獨立性,以及用人有一定的客觀性,不是主政者可以隨意任用,只挑選自己的黨員或同路人,用以全力配合黨政的路線和作業。現在民進黨實已把此種具有一定的客觀性摧毀無遺加上召集自己屬意的各級的教育委員組成委員會,完全不管教育專業和獨立性,強行推動各種荒的課程改革和教學內容的偏選等實已距離全面控制下一代思想的教育體制不遠了。這是台灣教育的最大危機的時候!
意識形態強烈的人是最不顧一切反對推行自以為是的人而所做成的災難在上一個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比比皆是我相信當初很多人會投票給蔡英文,不止是因為當時國民黨的表現荒腔走板而是相信蔡英文把民進黨從谷底帶上來,比較不會受民進黨內的基本教義派的左右可以真正全力為台灣人民的福祉作出貢獻但目前看來,蔡英文確是有很強的意志力而且更具有堅持民進黨極端教義派的意識形態(大陸的台灣政治研究者稱之為「理想主義的台獨派」,不為無因。)蔡英文敢於去解決馬英九和國民黨所不敢碰的公民年金的問題不惜面對嚴重的抗爭和民調的下降堅決化解國家破產的問題這是他的頑強性但這種意志力放在具有不可解和非理性的意識形態下用事也會堅持強悍的作風不惜違反民主政治的原則和人性常識可以導引國家走到極端而不可收拾的地埗!台大校長事件只是民進黨基本教義派所常用的政治鬥爭的一例,難怪許多年來,大陸的學界中人到台灣來一看,馬上察覺「原來文化大革命仍在走」。日前,教育界中人已指出:有良心的人不會做蔡英文政府下的教育部長,這是洞識當前蔡英文所領導的政府的頑固封閉的意識形態的判斷。我們還要看看下一個新教育部長如何能做到一個有良心的公民,為中華民國、為台灣教育發出良心的判斷和行動,而不是隨黨鞭起舞。讓人感歎的是:台灣已用盡了蔣經國留下的資產,已淪落到有待發展國家的行列之中,已沒有多少年可以讓政治人物隨意揮霍了。
面臨又一次選舉,最後我只表示我個人的一些觀察和祈望。經過六十年的時光第三和第四代的青壯公民已是社會主流國共與政治教條都已不是人民最主要的關懷所在,我相信台灣社會已不再以藍綠作為投票的原則,任何打椿腳牌或意識形態牌都不會成功。政治與政府管理都應回到事實求是,真正面對和疏解台灣社會目前真實的生活和生存問題,才能贏得民心,才真對台灣有貢獻和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目前真正面對台灣人民,特別是低下層勞工與家庭的社會生活問題簡要羅列如後:需要提高全民就業,提高勞工工資足以養家活兒;全力建設經濟和社會,讓專業人才有就業和發展的機會;減少交通意外的傷亡,嚴格執行交通管理;提供足夠和及時的家庭生活補助;嚴格執行對非法違法行為的取締和處罰保護和平善良的老人婦孺這些並不是政府沒有能力或財力去提供和改進的工作。這些政策和行動可以把台灣提升為小康的小而美的社會,讓台灣成為一個安和樂利、禮義之邦,台灣才真可以挺立在世界的行列,昂首前進!


**本文是為鵝湖月刊社論而寫,原刊於2018年7月第157期原,略作了一些語句上的校對和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