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儒家對五四運動之評價與回應**
五四運動的誕生是由於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協約國在巴黎草擬的和約中，剝奪德國一切海外權益，包括德國在中國的山東青島租界等權益。但由於日本以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不但已侵佔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區，而且更藉此擴大侵佔的範圍，強逼北平的軍閥政府簽訂「二十一條」密約，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出讓，日本據此而在巴黎和會上取得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這份和約的消息在5月初被披露出來，因而有知情者號召「保衛山東、保衛國家」，激發了北京的大學生，發動抗議遊行，標舉「外爭國權，內除國賊」，要求政府拒絕簽署「巴黎和約」。但協約國仍然不顧中國本為共同的參戰國和山東乃是中國主權所在，在6月底通過的「巴黎和約」仍然把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和權益讓與日本。由於當時的北平的軍閥政府擬同意簽署和約，因此北京大學學生和各高等大學學生在5月4日發動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各地各階層紛紛響應，發動罷課罷工罷市，因而演變為全民的運動。國民政府終於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學生運動才漸次平息。最後日本在1922年才交出山東的控制權和權益，此一運動才算正式落幕。
這一原初只是對西方與日本強權壓逼中國的抗議和抵抗活動，很快即與已在發展的所謂「新文化運動」結合起來，成為全國的一個文化運動。因此，五四運動也被視為自清末以來的自強運動中的一個環節，更由於影響力擴大到全國範圍，後來引生了俄化與共產主義化的發展，所以被視為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里程碑。這一運動在過去一百年都不斷地被稱述，到今天還被大陸與港台盛大地紀念的一個運動，可見其影響力之深遠。此運動已有很多的研究和不同的評價，我們不在此備述，我們謹就當代新儒家的角度對此運動作出批判的回應。
包含了新文化運動的五四運動具有兩個重要的內容。一是抗拒外國強權，改革國內政治的要求；一是追求中國現代化與反對傳統歷史文化與主流的儒家思想。前者所追求的主要是政治改革，追求國家之民主與富強，由是而除了明確的提出「內除國賊」、「外爭國權」之外，更接續新文化運動中所主張的民主與科學的要求。這幾項可說是現代化發展的要求。此自是有正面和積極意義的文化口號。這是五四運動所代表的全民的共識，所以，也是當代新儒家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對人類的貢獻所在。但是文化不可能用拿來主義的方式可以成功的，接受者必須具有主體性與主動性，對外來的文化的優點加以了解，依自己的文化與哲學的義理作出調整，而加以轉化容納，融會到自家的文化與哲學的體系中，使之成為有機的一體，才真可以慢慢融合為一體，如此方能達到文化的提升與真正的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的結合。此在中國歷史上吸收佛教的義理和文化即是一最佳的例子。在兩漢至魏晉數百年間，中國文化以儒、道為本的主體性，通過研習傳播而吸收了佛教與佛學的精華，更創造出中國的佛學，創造出印度原來佛教之教義之外的大乘佛學如天台宗、華嚴宗和禪宗。這是長時間的文化融合的過程。因此，在回應當前西方文化的挑戰上，實不能一蹴即至。但當時由於西方霸權的侵略性和生存的緊迫性，自清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回應都是直接而相當盲目的反動，不但只學習科技以洋制洋的洋務運動失敗，以社會教育為主的中體西用不足以實現，嘗試進行政治維新也因受腐敗的政權而被摧毀，無法按步就班地作出適當的回應和發展。最後促成辛亥革命，成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繼後的社會政治的動盪，內部軍閥混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日本更開始發動侵華的行動，不讓中國社會有機會喘息和發展，使中國政治和文化的現代化受到阻撓。五四運動的發生實乃由各種外部的壓力促成，當時實未形成可以有效地完成現代化的文化與哲學的基礎和機制，因而在五四之後中國社會實亦未能自然而順暢地展開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程。在此期間，傳統儒家經過激烈洗禮而發展為當代新儒學。這是建立在累積了近百年的探索和研習成果，在五、六十年代已經對西方文化與哲學有具體而深入的了解，同時通過「反本開新」的方式，重新詮釋中國文化與哲學，重建儒學為一現代而龐大的哲學系統，創造儒學的現代化理論，並以此為基礎去吸納西方的文化成就以為己用。因此，當代新儒家之吸納西方文化與哲學，並不是盲目的被動的接受，而是通過義理的提升，把具有理性化和進步意義的民主與科學吸納到儒家的「內聖外王」的義理架構之內，把西方的民主政治與科學轉化為儒家的「新外王」的兩翼，通過創造性轉化創立的「新三統」來統合民主與科學為「道統」之下的「政統」與「學統」，完成中國文化之現代化理論。
五四運動也常被合併於新文化運動而稱為「五四文化運動」，因為，除了當時突發之「五四事件」所激起的全國罷課罷工等活動之外，五四的學生運動也承接了自民國初年以來的「新文化運動」，此中包括以陳獨秀為主的《新青年》雜誌所提倡的「科學」與「民主」和胡適等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婚姻自由化運動」等，以及最核心的「反中國文化」與「打倒孔家店」所表示的批判中國傳統文化都是封建落後的文化，是吃人的禮教，因而提出反中國一切歷史文化和儒學思想，以及全盤西化的文化主張。此中所追求的一些項目也可以有現代化的優點，如民主與科學、解放女性、自由平等，等等。但其核心之盲目批判和推翻中國文化的價值，和以西方文化為唯一標準的全盤西化的主張，卻不但是自挖文化之根，更是違反理性，違反文藝復興與理性啟蒙的口號和行動。回頭看當年的學者名人所理解的中西方文化與哲學實多是膚淺而皮毛。為了救國，許多知識分子稍讀了一點西方哲學即以為是可以救國救民的靈丹，是唯一而不准質疑的真理。此自是反理性的自我封閉的自大。而當時反傳統文化與反儒學之各種論述，皆是無的放矢，毫無學理文獻依據的漫罵，以致斷章取義和抹黑醜化的狂吼。這種處理中國文化的反理性態度，在五四之後實延續很久而未息，遺害深遠，難以估計。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之「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之一。
這種摧毀自家文化價值與學術的表現，和全盤以西方的學術文化為唯一標準，卻正是徹底迎合西方在學術上的「霸權」。由於清末屢戰屢敗，國人又震攝於西方的科技經濟與社會法律政治之建構水平遠高於中國文化的表現，誠如唐君毅先生所說，國人面對西方的一切都感到恐懼、卑屈、怯弱，因而喪失了自信，無法自主自立。在過去一百多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文化與學術傳統完全失去了信心，不但一切研究都跟在他人腳跟走，以致連研究中國傳統的學術都以西方的漢學家為標準，受到西方學者的肯定才被中國學界接受！唐君毅先生對這種種在學術上與行為上喪失自信的嚴重情況和學問上的顛倒，非常心痛，痛切地指出這是一種在文化上的自我奴化。自五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化在大陸上被不斷鞭撻，在海外的中華民族又如寄居他人籬下，無法主張自己的學術和學問。在中國文化與學術研究有成績的也多被邊緣化。隨着中華文化被排擠，中華民族自我貶視自己的文化歷史，愈益嚴重。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對文化與人心的摧殘，可說是自五四以來的對自己文化與歷史的一個最慘烈的現象，其遺害實難以勝言。中華民族在過去數十年都在飄零凋謝之中，如何在學術殿堂樹立氣慨，實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所最迫切的自尊自信的問題，也是中國學術如何建立與發展的關鍵。唐先生認為這只有我們人人自覺此種壓逼之不義，人人奮起立志，為中華文化努力，做出建樹，以消除由屈辱而來的自卑怯弱的心態，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這是從中華民族內部的感受和挫節上的分析，以及我們可以如何奮起的方法。若從世界潮流來說，西方文化當時得令，又挾有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力量，對於非西方文化的其他民族文化都不免有鄙夷之心，都視為已被西方遠遠超過，都是落後無根的原始文化，封建迷信的產物。因此，西方人不但一貫以自己的學術和方法為標準，強加於非西方的知識分子在學術上的要求，也看不起非西方世界的學術研究成果。如何改變西方學界這種霸權心態實不容易。其中實涉及西方在教育與價值上的深固的鄙視其他文化，自以為是世界中心的態度和價值取向。反之，我們很明顯見出，我們努力學習西方近一百五十多年，對西方文化與哲學實有很深的認識，遠超過西方學界對中國文化與哲學的了解。因為，西方學界自十九世紀之後近二百多年來，絕少理會中國的研究和成果，對中國文化可說一無所知。西方學界對中國的研究都只是為了利用或好奇，或傳教與宣示自己文化的優勢而來，而不是心存敬意來學習。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與張君勱四位先生的「中國文化宣言」已慨乎言之。以文化的核心思想的哲學研究而言，西方哲學界到今天仍然對中國哲學、倫理思想沒有興趣，在哲學系中幾乎都沒有中國哲學、中國倫理學之類的課程，相關的研習只放在東方研究之下作為漢學或東方學之類的文物的研究，一流的人材更毫不理會中國文化中的智慧與貢獻。但也是我們相信中國學術成就將來一定會超越西方的理由，因為我們能兼聽兼知，且全力以赴，是在艱苦的奮鬥中做出突破，所以，我們反而能藉中國文化中的智慧與學問，不受限於西方文化傳統的特殊局限，但可參照西方的成績，融貫中西文化之精華，做出超越西方的成績來。
因此，我們對於五四所標舉的西方現代化中的成就，如科學民主、人權自由等，有助完成中國哲人所願之「正德利用厚生」的成人立人，成己成物的弘願，我們都虛心採納，融注入我們的文化與哲學的義理之中，以成為中華文化的資源，壯大中國文化的實力。但當代新儒家對於五四所偏頗不理性的自我貶抑，與自卑自怯的取向則加以嚴厲的批判。我們基本上對中西文化與學術採取理性分析，植根於中國文化與哲學的智慧，來加以吸收提升。當代新儒家之不同於頑固的保守派或基本教義派和保守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式，更反對全盤西化派之否定中國文化的價值，而是以剛健中正的精神，以有容乃大的心胸，以人格和文化的平等性，互相尊重，平等互助的理性方式，互相支持合作同行，由此以立己立人。在學術的討論上，我們秉持「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的態度以為人類建立更涵容更和諧的人類文化。
**本文以鵝湖社論發表在鵝湖月刊2019年5月號，以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和表示當代新儒家對此運動的一個評價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