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返本與開新*
今年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與張君勱四位先生發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六十週年，也是1919年「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前夕，正是我們應當深切回顧過去一百五十年中，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困難和挫折，進一步反省和重建中國文化和哲學向前發展的重要時刻。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強權夾帶堅船利砲打開中國大門，西方文化即以強勢進入中國。中國知識分子在不斷的挫敗中，採取了幾步的輾轉回應方式。清末士人先是推動「洋務運動」，企圖以「師夷長技以制夷」。卻由於滿清王朝的腐敗，不但節節敗退，最後更慘敗於東夷小國之日本。由是知道西方文化之強大不只是有堅船利砲，還有其社會制度與教育上的基礎。於是有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構想，用以吸收西方文化中的體制以為用，但仍然保持中國文化為本體。但此一「中體西用」之說，其實是以「忠君愛國」的思想為主，毫不了解西方器物制度，也自有其「體」，而文化不是可以簡單地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即可以把他人的優點為己用的。其後的「百日維新」卻又遭滿清內部的王權勢力所摧毀，終至由辛亥革命推翻專制王朝，成立中華民國為止。中華民國的憲法雖然是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憲法，但執掌統治權力的傳統軍閥力量，以至社會上一般的人民仍然停留在君主專制統治式的政治文化，復辟與違憲事件層出不窮。因而知識分子紛紛向西方取經，以救中國。各種主義沸沸揚揚，都以為是可以即時拯救中國的靈丹。而共同的只有認為中國傳文化是社會政治和經濟民生落後的原因，其中，儒家特別被視為禍首，是必須要打倒的對象。因而批判儒學與挖自己文化的根成為社會上菁英分子不遺餘力的工作。全盤西化成為主流的言論。而國民政府由軍閥把持，不但無意，亦無力民主建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強權竟然把戰敗的德國在山東的利益轉移為已成為強權的日本，出賣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主權。由是引發全國的「五四運動」。很不幸，「五四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但也同時是反中國文化，反儒家的文化運動。
當時能秉持中國文化以對抗種種反傳統與反儒家的力量與言論的只有幾位有遠見和敢言的思想家。熊十力先生借用佛家之性智與量智為儒學之體用，重建乾元性海為儒學的核心義理，以量智為橋樑吸收西方文化中之知識之學，以開新外王，回應當前世界與中國的時代課題，奠定當代新儒學的義理規模。此為第三期儒學或當代新儒家之反省重建的開始。換言之，當代新儒家是在極端反儒學的潮流中奮然而起，無懼於遍地之批判之聲，為中國文化與儒學奮鬥。當代新儒學之不同前此之保守主義式的「中體西用」或種種反傳統文化的「全盤西化」論述，最主要的差別是，堅守和發揚中國文化的價值與精神，正面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展開學習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優點，依中國經典與孔子之傳統，重建和開展中國文化的內聖外王之學。此可以唐君毅先生首倡的「返本開新」的理論為代表。
唐先生在1951年出版的《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一書之「自序」，即申明此義：
吾在此借用古人之太極、人極、皇極一貫之意，以明圓而神之中國文化精神，對方以智之西方文化精神可全部攝取之理由，以展開中國未來之人文世界。顧吾又不承認中西文化之融合，只為一截長補短之事，而以之為一完成中國文化自身當有之發展，實現中國文化之理念之所涵之事。
「返本開新」實是儒家一貫所持的對文化與人生的態度。孔子面對「春秋時代」的「周文疲憊」、「禮崩樂壞」的時代課題，回應之以刪述六經，提出以「仁」為禮樂之精神，重建中國文化之價值。刪述六經、提練出「仁」的核心義理，即返本；由此開出中國之道德人文主義精神，轉化成禮樂文化的生活與外王制度，即是開新。第二期儒學之宋明儒者也是回應道家與佛家的宇宙論和心性論之挑戰，重新依五經與四書詮釋儒家之義理，乃有儒者之「天道性命相貫通」的義理發展，更進一步發展「成聖」的工夫實踐，確立「天人合一」之說，以救傳統社會自殘唐五代以來之道德淪亡，重建社會家國之禮義人心。此自是「返本開新」的實踐。
當代新儒家正是依先秦與宋明儒學所創立的中國文化之「圓而神」之通貫人生宇宙之天人合一的情懷，全力詮釋和發揚傳統社會之價值與經典之義理，並以西方文化與哲學之「方以智」的表現互相對揚，詮釋和建立中國文化與哲學之「圓而神」與「方以智」的圓滿而充實的哲學體系。此一「返本開新」的發展，一方面使中國文化有足以自立、自我作主的精神和氣魄，建立中國文化之主體性，用以吸收西方和印度文化之優點，發展儒家的道德的人文主義精神，以開拓未來的人類共同的「人文世界」。但當代新儒家對吸收外來文化的要求，不是截長補短的併湊的膚淺方式，而是有機的以儒學的體用論，吸收其他凶文化的長處，以發展自己之所不足，使西方文化優點，特別是科學與民主，成為中國「道德的人文主義」的有機成份。由此可見，當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之說，實不限於保守中國文化之傳統而變成頑固保守的基本教義派，更不是放棄自己的文化內核而為「全盤西化」，而是提升和發展儒家的義理為全人類的共同的人文精神與價值。
我們更要點明，「返本開新」並不是空洞的口號或宣言，而是以全幅生命進行不斷的研習、詮釋、反省、建構的思辯和實踐的終身工作。此在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位先生畢生所努力詮釋中國所有重大經典文獻的皇皇著作，即可以見出所謂「返本」不是空言無據的泛論，而是全面絷根在經典文獻的解讀和詮釋之上。三位先生之著作俱在，三套全集皆千萬言以上，精微詳論俱備，實不待列舉，也實不勝列舉！而在此部部巨著的詮釋之上，三位先生更提煉出儒家之核心精神和義理，發揮先秦與宋明儒學的義理，建構當代的龐大的儒學體系，以為「開新」的基礎。當代新儒家的新體系，不但絕不亞於西方之龐大和深邃的哲學體系，更是真正的以儒學為主體的新的內聖外王之學。此是當代新儒家之為「新」之本色，豈是前此無理的頑固保守的腐儒之論或空洞併湊的「中體西用」之論，更不是不識中國文化之本色與精神與當代新儒家主體性之義的所謂「全盤西化」之論。至於不讀三位先生之建構而妄意批評的妄論，如以為「食古不化」，不知東西方文化之隔閡，或以為採納西方文化之優點，如民主人權，即為「投降派」或「西化派」等等之盲目無理的批評，實不知學術之艱苦，不知文化交融之複雜多端，亦不知善解之可以得融解，不善解之則儘是妄言妄語；其於解答中國文化與國家發展不但無益，實只是延申過去近百年的混淆與衝突，只是延長中國歷史文化之惡夢，更增添人類的衝突與災難。
當代新儒家不但對中國經典真能做到「返本」的深度與廣度的認識、體會和詮釋，而且同時深入研習西方經典與哲學，以及社經政治制度，由此以取得真正的融會貫通，以為人類世界的真實而有效的「大綜和」。當代新儒家對西方哲學了解之深度，早已超出西方專家式的自我了解，乃是大哲學家之心靈的契悟與解讀，其中的哲學分辨和會通，都具有高度哲學詮釋中才有的鞭辟入裡、創造性轉化在內，豈是尋章摘句式的所謂專家之徒所能知！唐先生就論述中西文化之融會貫通所著之《人文精神之重建》一書，曾謂此書又名為《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開新》，實已不限於中國文化之返本開新，亦同時是西方文化之返本開新而得的「融解」：
此融解，乃依於我們之認識了：中國人文精神之返本，足為開新之根據，且可有所貢獻於西方世界。我們又看出西方人文精神亦已有，且當有一返本以開新之運動，或人文精神之重建之運動。故此書定名為人文精神之重建或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與開新。（《人文精神之重建》自序，頁１）
文化皆是人類心靈所創造，對自己的文化自應有深切的愛護與尊崇，此皆是祖先前人心血所凝；對他人的文化亦應同樣深切的尊敬與愛護。「興滅國，繼絕世」，對民族與文化的繼絕存亡所表現的崇敬，是孔門的本義。當代新儒家由深切於中國文化與國家的災難與出路，終身投入尋求對文化與哲學的真實的了解和解答，由此轉向深研中西哲學的經典與文物制度，和哲學論述與建構，再進到對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以為世界和平和悠久長存而奮鬥，這是當代新儒家的使命和真正有成就的原動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永遠是儒家的使命。此是儒家之所以為儒家，是儒學之所以為普世之學的關鍵。
唐君毅先生指出，當代新儒家的中心信念是：「人當是人，中國人當是中國人，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亦當是現代世界中的中國人」。此信念中自有無窮的莊嚴、神聖、廣大、深遠的涵義！諸位先師先賢先聖們所發，我們固然需努力誦讀以通之，企能站在巨人之肩膀，看得更高更遠，更有信心念力，發揚以推廣之，日新又新之，此自是我們當前所必須堅負的責任。
本文集正是此一「返本開新」之永恆使命的一個集結。是為序。
李瑞全、楊祖漢
2018年11月1日于國立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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