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之戰爭：恐攻與世界和平
李瑞全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退休教授)
一、引言：從2001年紐約911事件到201501 11月13日巴黎市民之屠殺
繼2015年年頭的巴黎查理週刊的屠殺事件，而在2015年11月13日穆斯林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簡稱ISIS, 或Daesh)再在巴黎發動更殘暴的屠殺平民的恐怖攻擊，此事不但震撼世界，也揭示了全體人類所不能不面對的全球性的危難。法國總統稱之為對法國的宣戰，更積極參與打擊在中東和北非發動戰爭的伊斯蘭國。如果世界各國處理不善，它可以是一全球性的戰爭的一個開端。此一恐怖攻擊揭示了世界的一體性，戰爭不再只是局限在一國一界之中的事，它可以直接延伸到千里之外的另一國家，另一社群去。正如在2000年9月11日在紐約發生的事件(一般稱為911事件)，蓋達組織(Al-Qaeda)刧持民航客機撞向代表美國商業世界標誌的世界商業雙子星大廈，造成近三千平民百姓死亡，和近三千人受到不同程度之傷害，使遠在地球另一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人都受到中東戰火的傷害和威脅。我們不能不面對，在現代科技的發展與地球村的緊密連結的世界中，地球已無可以隔絕戰爭的和平角落。去年的巴黎之戰屠殺了129人，近日在法國尼斯的大卡車的恐攻也殺害和重傷了數十人。上次巴黎恐攻的攻擊對象已打破了戰爭的局限，使每個平民百姓在任何的活動中都可以被直接攻擊和無情殺戮。穆斯林國把中東無情的戰火再一次燒到浪漫的花都，讓西方國家的人民都逃不過不公義的屠殺和攻擊的威脅。911是以攻擊資本主義國家的象徵的金融地標，而巴黎的屠殺更是進到對西方的文化、藝術與平民生活的活動都加以攻擊，是一種全面的民族、文化與生活的攻擊。這種攻擊不但是向法國宣戰，也藉此向世界各國發出恫嚇，宣稱他們有能夠攻擊任何參與反對穆斯林國的國家和人民，而且是屠殺式的戰爭手法。因此，它所產生的震撼性，對參與中東戰爭的國家――已不限於歐洲或西方國家，實已含蓋一切參與以美歐為首的國家，如遠在東方的台灣――都受到直接的威脅，也可以說都被捲進戰爭的範圍之內，無法置身事外。
自911事件之後，人類的戰爭實際上已擴展了一種新的型態。傳統上一般的戰爭都是兩軍對壘，直接的決戰，勝敗當下立判。而且，戰爭雙方都是軍隊。戰爭的目標是取得土地與統治的權力，而決戰之後則起碼有暫時的和平，人民也得以喘一口氣，免除戰爭的恐懼與傷害。這可謂之為熱戰式的戰爭。相對而言，在二次大戰之後，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集團長期在爭取世界的主導權與控制權，中間不斷有零星的地區的戰爭，受傷害的都是第三世界的地區或國家。大國之間則維持一種武力的恐怖平衡，但沒有發生直接的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因為，大家都知道大國之間的直接衝突的後果是全球的毀滅，沒有贏家。表面上這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戰爭，也常是統治者藉以控制權力的戰爭。此常被稱為冷戰。第三類在歷史上也常見的戰爭是軍隊對平民老百姓的屠殺，這常是種族屠殺的戰爭。這是以強勢的武力，屠殺無辜無力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以趕盡殺絕的方式，把另一種族消滅，以達到掠奪資源和控制土地。這自是最無道的戰爭。雖然在現實上仍然有這種戰爭不斷發生，如在不久前的非洲盧旺達，以及目前仍在不少地區發生的屠殺事件。這種戰爭在現代世界基本上被全面鄙棄。宗教戰爭則是由於爭取宗教控制權而來的戰爭，以消滅異教徒為目的。此與意識形態戰爭可說是同一類型。此種戰爭可以以熱戰形式，屠殺和消滅敵對宗教的信徒和武力，以至日常迫害異教徒的形式出現。宗教戰爭在巴黎恐攻之後成為一種全面式的戰爭，其中固然有宗教和民族的因素，但卻是一種無限擴張戰場的形式。戰爭不再限於戰區，而是無所不在。平民再無幸免餘地，任何非戰事的活動或組織都可以被攻擊，任何文化、生活、娛樂的活地和場所都可以攻擊。換言之，所有平民也都被視為敵對的戰鬥成員。更由於採取信徒各在在地的自由游擊式的孤狼攻擊，政府實無法預防，人民難以走避，也因此對平民來說更為恐怖。這可謂恐攻式戰爭。對於如何消弭以至停止這種戢爭，實是我們難以解答，也不能不去解答的。
這種戰爭根源自中東戰爭的發展而來。中東的戰亂是人類歷史上最為糾結的事件，是集中了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歷史與種族等各種利益和權力在內的巨大而複雜的戰爭，並不是一言半語可以論斷是非的事件。中東近百年的戰亂和無窮的殘殺可以說都始自十九、二十世紀西方列強在中東、非洲的殖民與資源掠奪的霸權行動，是列強按各自利益去割裂和分裂地方的族群與政治權力的組成和分佈，強加西方強權的意志到這些較落後的地區，以遂控制與掠奪資源之利，強大自己，殘害弱者的跨國戰爭行為。列強在工業革命後的興起和對外擴張，自是無遠弗屆，美洲澳洲以至亞洲都無不受其害，幾乎除了中國之外，全世界都先後淪為歐洲強權的殖民地，原住民受到大量的殺害與控制，原有的文化消滅殆盡。而在過去三百多年以來，歐美各國都在宗教與文明的口號之下，對中東和非洲以霸權暴力任意剝削、迫害、殘殺不同種族與不同信仰的原住民。近一百多年來，英、法、美國等所涉尤深。目前中東的戰亂可說都由英、法在第一次與第二次戰爭中所肇始，而近三十年的局勢和發展則是由美國所主導而形成和培養出來的一代比一代更強大而又暴力的組織，而使西方國家人民反受其害[1]。這一百多年所累積和種下的深仇大恨和製造出的戰亂，實使中東和非洲人民受到嚴重傷害，而西方社會今日受到如此暴力的報復，實難以說是無辜而無因的。[2]
當然西方國家歷代和現在的統治者之有製造人間災難的責任和應負起補償救助的義務，並不表示此種加諸平民和在非熱戰區的恐怖殺戮是合理的，執行此種暴力的人與主事者都應受到最嚴厲的制裁，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暴行都應被一一懲罰，受害者都應得到合法合理的補償。在巴黎和其他地方的恐怖攻擊的受害者與在中東各戰亂中受到殘害的人民，都應受到世界的關注和救助。殘害平民的組織，包括西方和其他民族掌握國家權力的當權者，都應受到制裁和解體。
二、西方學者對巴黎屠殺的反思與分析
對於穆斯林國如此瘋狂的行動與宣稱，不但各國當政者都必須和採取行動以保護國民，各國具有普世關懷和人道主義的學者都無不深切反省和尋求回應和化解之道。以下參酌這方面多篇的論述，再進行分析和從儒學的角度作一申論。[3]
赫德(David Held)認為巴黎屠殺事件要與紐約911事件連合起來分析，可以說，是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沒有吸收911事件的教訓，沒有利用此一對平民的恐怖攻擊而制訂國際間的規範，以防止同樣的事件發生。當時美國在蘇聯解體成為獨大的超強國，自視為可以在國際事務上獨斷獨行，無國敢攖其鋒的情況之下，因而採用所謂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獨自採取武力行動。911之後，美國政府在內部則藉此擴張國家的監控權力，特別是對回教徒和與中東有來往的公民，收緊公民的自由和權利；而對外則急於報復，發動對賓拉登和基達組織成員的搜捕，建立境外的不人道的監牢；更製造藉口，發動第二次波灣戰爭，推倒伊拉克的獨裁者塞達姆，解散伊拉克原來的軍警，重組伊拉克的政府。但美軍不但無法維持伊拉克社會的安穩，而所扶助的後繼者不但無能，更多是貪污和利用權力打擊敵對的派系與種族，使得伊拉克內戰不止，美軍更頻頻受到攻擊，軍閥們形成各地區割據，中央權力空虛。穆斯林國本是蓋達組織在敘利亞的外圍小組織，但由於反對敘利亞獨裁者和庫克族，且是回教中的遜尼派，因而得到土耳其和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等回教國家暗助，以及間接得到美國的援助，吸收了伊拉克原來的軍警而使戰力迅速擴大，擄獲大量美軍裝備，控制若干油田，資源非常豐富，因而在短期內即成為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北部最強大的武裝力量，一、二年間即打出穆斯林國的旗號。同時，由於領導人以回歸可蘭經中最早期的戰爭型態的回教組織型態，建立嚴格地以可蘭經教義治國的「哈理發」(caliphate)，因而採取許多中世紀的教條和行動方式，如對異教徒和叛教者砍頭與奴役被征服的敵人和其家族婦女等。但由於根據可蘭經之教義，回教徒有使命要加入哈理發，服從其領導人，因而，伊斯林國吸引了許多在中東或在西方國家的基本教義派的回教徒參加。同時，也由於這些回教徒雖多是生長於西方國家，但在西方國家受到排擠或生活困難，因而出走到中東，或是在中東以及北非國家受到不同教派的壓迫，因而自願加入穆斯林國或外圍組織，執行許多在現代世界中已不被接受的對待異教徒的極端行為。
哈珀瑪斯(Jurgen Habermas)認為穆斯林國實際是一政治上的暴虐政權，宗教語言只是借用，其作為與回教作為宗教無關，因此，不應由於穆斯林國的恐怖和殘暴的行為而加罪於一般的回教教徒。哈珀瑪斯更認為這些在西方國家出生成長的年青人之遠道去效忠穆斯林國實是因為他們在方國家中的生活不但在社會上無根，而且常是受到排擠而生活發生困難的一代，所以出走去追求宗教上的救贖。如果西方國家由此而排擠已生長在國內的中東族裔或正為逃避中東戰亂而來的難民，正中了恐怖分子的隂謀。若由此而為了安全，收緊人民的自由與權利，或由於抽撥大量經費維安，以致進一步收縮教育、醫藥與救濟等經費，則更是民主自由的倒退，對國家與人民的傷害更大。[4]一般而言，國際學者們對法國總統宣布要對中東的穆斯林國進行無情的戰爭，以及公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雖然不無同情，以及認為對安撫民情，穩定法國社會有所幫助，但卻不表贊同，多認為空炸穆斯林國與派遣部隊實無助解決消滅這些極端分子和中東的戰亂，同時認為限制公民的自由措施更會傷害民主國家最珍貴的自由與人權。
米亞(Henning Meyer)對於巴黎恐攻之後西歐各國的回應，提出兩點意見[5]，認為在回擊恐攻而空襲穆斯林國所佔據的地區時，應區分恐攻者與一般穆斯林信徒，同時應遵守國際法進行有限度的武力行動。其意自是提醒西方國家和人民，不應因恐攻而失去理性，更不應因此而傷及無辜，反而中了恐攻者的毒計，產生更多的仇恨，使更多人對西方國家的強權反感，增強了伊斯林國的支持。米亞同時提醒受威脅的國家和人民，要堅守文化多元主義，互相容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行為，不能因此而出現非理性、不人道和不文明的宗教和民族的壓迫。但米亞也表明不能容忍恐攻者之類的性別歧視或文化歧視，批評不可以宗教自由而行性別和文化歧視之實。文化多元主義是文化表達自由和豐富化的表現，但仍得在合理的架構之下進行。
對於這次巴黎恐攻和類似的恐怖攻擊的發生和可能的發展，西方思想家都持相當悲觀的立場，認為這種恐攻很難完全消除，甚致在近期都不容易降低，未來會有更進一步的恐攻的發生。果然在之後半年之間，連續發生多宗嚴重的恐攻事件，如在法國的尼斯(Nice)發生以大卡車衝進節日聚集的人群，恐怖分子進入教堂殺害天主教神父，以及在德國的火車上砍乘客，在布魯塞爾機場的爆炸，以至在巴基斯坦炸毀商場等等大小不一的恐攻事件，不但造成巨大的死亡人數，也有擴展到全世界的意味。不但歐盟各國，美國和遠至亞洲的印尼、泰國等地，都籠罩在恐攻的陰影之下。
這是由於中東之戰亂所涉及的全球各強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長期的宗教戰爭與宗教迫害，加上中東自身的民族與宗教教派之間的千年積怨與複雜的情仇，以及新興的極端而又暴力的基本教義派的散播，在可見的將來只有更多血腥暴力，幾無一線和平的曙光可以期待。但是，人間的問題，還得由人類自己去解決。世間沒有不可化解的仇恨，也沒有不能和平共存的理由。我們相信，只要人心不死，只要人類還保有對他人的同情共感，再難解的糾結仍然是可以化解的。在終極的意義下，除了對人世苦難的同情共感之外，我們也沒有更多的資源和更有效的方法。
三、對恐怖攻擊和難民潮的回應
自第二次世界中戰之後，為地緣政治與利益，西方國家扶植以色列建國，強勢驅逐已居留在巴勒斯坦近千年的上百萬的巴勒斯坦人，已種下難以化解的民族與宗教的無窮戰爭。以色列在中東的六日戰爭擊潰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固然證明以色列的強勢和得到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強力支持之下，已不是阿拉伯國家可以消滅的異教國家。但一時的和約不足以言建立和平，因此，後續仍然不斷發生以色列與周邊回教國家的衝突與戰爭。而受難最深最苦的是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以強勢和戰爭的方式治理巴勒斯坦和佔領區，常是過份的轟炸和無區別的屠殺，讓難以數計的巴勒斯坦人家破人亡，因而有人肉炸彈的產生。最初都是年青的寡婦自願執行，都是一家盡毀於戰化中的可憐無告的孤寡，有很深的寧願與敵人偕亡的悲憤。此因以色列有美國提供先進的軍武，阿拉國家軍加較弱，人民只能以這種與敵俱亡的方式來反抗。此即可見當地人民苦難之深。這種反抗方式的擴展，即成為恐怖攻擊。由最初攻擊西方強國的軍事基地，最後發展到911事件，把戰火擴展到遠在戰地之外的西方社會，讓西方人民也嚐到戰爭的苦果。而巴黎恐攻更是把戰爭帶到西方國家的社會之中，使各國的平民老百姓都被籠罩在戰火之中，永無寧日。
由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來看，以戰止戰的方式，或以外力打敗當地政權建立西方式民主政體的方式已證明是行不通的。當然，此中還有西方政客與軍火商的巨大利益在內，要在中東建立和平恐怕不一定是西方政客的目的。目前似乎只能通過經濟制裁和割斷伊斯林國的經濟來源和支持以削弱其勢力，西方國家必須通過與中東國家持續和平談判，促使各方進入停火和和平的協商，提供充足的糧食和保護平民生命安全的資源，重建家園，才真能建立中東的永久和平。針對目前恐攻式的戰爭，以下綜合國際間各種建議和實際可行的工作：
1.
國際應盡最大的努力停止任何戰爭，提供必要的糧食和庇護場所與用用品；
2.
各國應全力支持組織有力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建立難民保護區，收容失所的老弱婦孺，直接救助戰區中的平民，一切武力由聯合國指揮；
3.
在維和部隊之下，由各國共同出資，同步建立地區自主的力量，包括建設社會的生產和工作，推行民主和理性的教育，支持地區的公民社會，支持地區人民組成維持地區秩序的治安部隊，遂步建立民主和平的憲制國家；
4.
提供戰地人民以工作和子女教育；
5.
在各國境內，收容抵境的難民，提供居住、教育與就業訓練和工作機會，扶助其生活以融入所在地的社會；
6.
全力排除民間的顯性與隱性的各種歧視；
7.
盡量提供社會弱勢民眾以工作機會。
中東人民受到多年戰火的傷害，而且戰區不但生活無著，個人與家人的生命完全沒有保障，因而捨棄一切逃奔西方，目的是得到一安穩安全的生活地區，可以撫育子女和尋求發展。逃亡者應對西方社會具有歸附的意願，不能因為其間或有滲透者而加以排拒。事實上，這些難民實具有很高的奮發意願和工作能力，實有助西方社會減緩老化和人力短缺的困難，是可以互利的結合。而在戰區幫助人民重建家園，不但使許多不願離鄉別井的人和家庭得以生存和發揮安定的作用，也避免由於大量難民的出現，而使西方社會附出更重的消極的消耗性負擔。戰區人民能從事生產，對維持地區的經濟生活和政治安定都是很有力和重要的資源。只要聯合國維和部隊能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西方國家的政策性的投資，相信地區的人民可以很快重建家園和促使阿拉伯國家走向溫和路線，取得和解，走向和平。結合在歐洲的難民和在中東的人民的合作，我們相信會比較能克制伊斯林國和激烈的回教徒的發展，削弱他們的力量減低以至消除他們的勢力，相信也是難民和原地區人們的共同意願，而且也更能和衷共濟，慢慢走向以和平共存，共同建構彼此互利的安和樂利的社會和國家。
四、永久和平的建構
由於現代科技和武器，以至各種交通往來的方式，人類實已生活在一不可分而且密切的地球村之中。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事都可以在迅間傳到任何地方。我們似生活在不同世界，但卻又生活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之中，幾乎沒有距離。因此，中東的戰爭也是全球的戰爭，沒有中東的和平，也沒有世界的和平。我們認為在建立中東，也是全球的永久和平的規劃中，有幾個重要的人道和和平的原則，必須被遵守。
首先，我們的基本守則是尊重和重視每個人的生命是我們任何行動的底線。這是人道的基本原則。我們愛自己的生命，不忍自己受傷害，也應同樣尊重別人愛他自己的生命，不能傷害他人的生命。這是最基本而顯淺易行的守則。我們珍重自己親密親愛的人，我們沒有理由不尊重他人珍重他們親密親愛的人。這只是簡單的推己及人的行為而已。當我們肆意傷害他人，我們也沒有理由反對他人回報的懲罰，甚至是最嚴厲的懲罰。當然，我們不能以同樣肆意的傷害回報，我們應本於人道而以直報怨，並非以怨報怨。我們根據人道制訂大家共同遵守的規約，可以防止許多傷害無辜的戰亂行為。
在行動上，我們基本上要採取和平原則，反對暴力。我們沒有理由以暴力加諸任何無辜的人們身上。武力是消極維持社會生活在和平自由中開展的架構，不是暴力的組織。在共同生活的空間中，只有和平共存，互相尊重，才可能持久。也只有在和平的社會中，我們才能安心安居，才能各自發揮所長，平等地爭取自己的理念或價值的實現。當我們持和平原則時，我們較不易受暴力的謆動，我們拒絕暴力時，暴力將會縮減以至消除。軍警不是用來鎮壓不同意見的武力，而是維持和平開放的公共空間，包括地區之內和跨國跨境的公共空間。當世人都反對暴力時，殘民以逞的政權最終心被唾棄而滅亡。戰爭自然會退潮。
在中東和世界建構永久和平的計劃中，我們也要有若干實際可行的方法與行動的原則。我們應了解現在確是地球村的世界，我們不能漠視其他國家或地區人民的苦難，而必須予以人道救援。但我們仍應摒棄以任何強制或壓制其他國家或人民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間的事務。一個民族能創立它的文化和傳統，雖或由於歷史和傳統的限制而有不合理的因素，但創立文化而且能使之長久的民族心靈總有其正面的價值和能量。而由於成為傳統的文化已成為處身其中的個人、家庭與民族所不可分割的生活中的有機成份，如何選擇，最合理的方式仍然是由當地的人民作出他們的決定。外人難以代理，也沒有辦法去取代他們的文化傳統。我們不是認為傳統文化中不合理的成份不可以改革，我們相信人類心靈的主動性和能動性，對有違人性的行為或規範自會加以批判和革故更新，但這不容外人置喙作主張。因此，由於現存人類社會仍然有許多文化傳統和地區狀況的差異，我們應堅持地區自決的原則，讓當地人民決定各自的價值和進程。但自決的界限是不能違反人道，不能傷害別國的同等權益。當地區內部有爭執，則可由民主自由的程序去理性論辯和訴求，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內部的公共事務。
我們了解也知道許國家內部並不那麼容讓人民自由自主，而常有以暴力加諸無辜和無力的老百姓身上。但外國的武力干涉常引入更多的暴力，也常更使原已動盪的社會更不安和遭受更大的破壞和惡化。我們認為外國的支援以人道救助為限，以維持和平和阻止反人道行為的出現。有必要的武力干涉，只能由聯合國的維和部隊執行，以代表世界的正義和公議。人道救援以防止傷害和協助地區重建適於生活與生存的基礎，其餘，仍只得由當地的人民自主自決。
在做成諸如中東戰爭的因素中，所謂地緣政治勢力的消長，實是強國為了保障自己國家的利益，和操控地區的人民和資源。而這在西方民主國家中又常是資本家和軍化商的利益所在。許多戰爭假其名為人民的自由解放或福利，其實都是藉由強勢的武力讓資本家與軍火商得以進行掠奪而已。因此，我們不能接受資本家的資源掠奪，包括地區的自然與人力資源的剝削與摧殘。此所以我們的人道支援是出於義務的承擔，而不是利益的計算。我們追求的首先是解除戰禍地區人們的生命與生活災難，支援地區的經濟重建，特別是基礎的建設。一切國際的條約都必須公開和優先保障落後國家的人力與資源不受到剝削和巨大資本的侵凌和排擠，以至不能回復或自立。
由於只有人民自由自願支持，地區和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而這種較為理性的支持也有待人民得到一定的安居樂業修件之下才會較為成熟和實現。因此，如何保障人民生活不受嚴重限制和處於餓寒交迫的狀態，是建立地地區和平力量的關鍵。一般而言，生活穩定的社區較傾向支持和平理性的決定，因此，長遠的永久和平最可靠的基礎是有一自足的中產階層，作為社會的中堅，以抑制和平衡社會中極端的言論和行為。這是一個社區能和平共存和繁衍的加量。這在我們的人道計劃中應是主要的焦點，此在救援和教育上都應加以強調和推行。在這方面，由聯合國推動全球公民的意識與意義，以及全球公民參與救援工作，讓不同的文化與價值得以交流互動，自是最恰當和具有長遠的和平力量的培養。
最後回到宗教的戰爭的根源問題，即教義之不可相容與妥協的兩難情況。我們從人道的原則出發，即知道每一宗教最應珍惜的是虔誠的教徒的生命。每一宗教的先知與信徒，最可珍貴的是他們的全心全意，全情投入，甚至以生命印證教義的真誠。因此，我們珍惜自己先知與信徒的生命，也應珍惜其他教派與宗派的信徒的生命，此即是人道主義的底線。宗教本是傳播福音，讓不信教的人信教，因而生命得到提升而與神聖結合，是以宗教基本上是要救贖所有人，幫助最悽慘的人脫離苦海，得到救贖，同登天界。因此，任何鼓動教徒去殺害異教徒的絕不可能是追求神聖的宗教，濫殺無辜的公民更是毫無任何神聖事業可言。殺人的不會是以神聖為志業的宗教，沒有殺人的宗教！而在共同生活中，以公平公開與法治的政治制度，在維持社會之開放和防止仇恨、歧視、排擠異己等日常生活的態度，可以促進公民之間和平共處，和進行互相的了解。由了解而化除仇恨，由化除仇恨而互相了解信任，由信任而結合成一互相世界永久和平並不是一個夢。
**這是我把2016年8月3日在鵝湖月刊社舉辦的「鵝湖論壇：論當代文明的危機座談」的發言稿修訂而成。此稿與論壇其他的發言也貼在鵝湖網軍的網頁上，請諸位一併參考。
[1] 有關近三十年西方國家政府，特別是美國，所施行的不當的政治與武力干涉中東和北非局勢的情況，請參閱Mehmet Ugur於2015年11月17日在Social
Europe之”The
Paris Attack: People Are Made To Pay For Disastrous Government Policies”一文。
[2] 著名的政治哲學家David Held曾引述文學家Barbara Kingsolve在119事件後十二日在The Los Angeles Times,上所指出的，911並不是人間世界最悲慘和第一次的事件，同類而且更為慘烈的自然與人為事件在世界上早已不斷出現。參見David Held於2015年11月23日在Social Europe網頁上刊登的The Vicious
Cycle Of Pitiless Violence一文所引述。
[3] 本文主要參酌了世界知名的多位學者，如Noam Chomsky, Jurgen
Habermas, David Held和多位國際學者在Social Europe網頁上的文章，學者們的觀點略有異同，請參閱。
[5] 是Social Europe網頁的編輯之一，以下引自他於2015年11月18日在Social Europe網頁上刊登的”A Note On
Terrorism, Muslims And Multiculturalism”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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