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ppraisal
of the Hope of Eternal Pea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tates
李瑞全
這兩年，新興的伊斯蘭國在所有國際政治觀察家意料之外的近乎奇蹟似的強勢出現，有似當年蒙罕默德率領新創立的伊斯蘭教以教領軍統一阿拉伯各族和中東地區，日後更由繼承者擴展為橫跨歐亞北非的伊斯蘭的龐大的宗教王國。新興的伊斯蘭國在這方面相信也對近百年來受盡以基督教為主的西方國家的武力和經濟宰制的中東地區的回教徒產生一定的吸引力和解脫的希望，會受到不少穆斯林信徒所支持。但是，伊斯蘭國殺害已被俘和無力反抗的士兵、記者與平民，卻難以讓人接受。中東地區近百年的殺戮，既有宗教與民族因素，也有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因素在內，實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糾結和難以化解的你死我活的慘烈的人間悲劇。如何使人類得以永久和平，使人為的戰爭的傷害永遠消弭，是所有深思人類前途的思想家所難以忘懷的志願。
人類戰爭實在兆因多端，因而也可以大略分為幾個類形，如民族之內的、民族之間的、宗教之間的、意識形態的，以至文化之間的戰爭[2]。此中交織着各種的權力、政治、軍事、經濟的因素在內。傳統一般的戰爭，主要是同一民族之各部族為生存與資源的權力戰爭，戰爭的結果通常形成統治與被統治階級。這種戰爭最和平的出路是民族的融合。如果這種戰爭指向其他民族，則成為殖民統治，戰敗的一方常成為奴隸階層。此種戰爭最終或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融合一體，成為多元民族，或是種族滅絕的侵佔，弱勢的民族消失。前者如在北半球的北方文化較低而強悍的民族南侵，最終消融於被統治者的較高度的文化之中而共成一和平共存的國度。此如蒙古人以鐵蹄征服歐亞大陸，或滿清入侵中原，最後同化於被征服的民族與文化之中。此種戰爭，除早期短暫的激烈殺戮之外，日後大抵都是統合為一而和平共存。民族戰爭最慘烈的是種族屠殺滅絕的侵略，此如歐洲人在北美與中南美洲對美洲原住民與原文化所採取的摧殘殆盡的侵略，或近十多年所見的中歐之波斯利亞與非洲之盧旺達之種族屠殺等。此種種族戰爭也常同時帶有宗教與文化分歧在內。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人以強勢的現代軍力，夾帶高度發展的宗教與文化，對落後的民族與文化既不尊重亦以為是一無是處的異類，因而以佔領原住民土地與摧毀原住民之語言文化與信仰為能事，強勢佔領之後即全力推銷西方的文化與宗教，在美洲可謂徹底消滅了美洲所有的原始文化與宗教。
人類最慘烈和最難以化解和長期的是宗教戰爭。此如基督教之十字軍東征，伊斯蘭教之創立和擴展到中東與北非，以迄今日中東的伊斯蘭國家之間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戰爭，都是極為難以化解的世代與種族仇恨之戰。宗教戰爭之難以化解是由於被當事人視為神聖與邪惡之戰，是宗教真理之戰。宗教之追求是人類生命中一種向上向超越的無限神聖領域之追求，不但視世上一切價值都不足取，甚至自己的生命也只是全為此神聖世界而奉獻的使命。因此，參戰雙方都有為神聖號召而犧牲的精神，阻礙者與敵對者都是邪魔外道，都是可以也必須殺滅無赥的魔鬼，而教徒也可以受盡磨難都決不動移的一往無前的死戰。此在早期基督徒受盡羅馬帝國百般虐殺而不懼，當今穆斯林信徒之人肉炸彈與敵俱亡而不惜，都是宗教精神之下所鼓動的忘身無我的行動。二次大戰之後的東西方冷戰是所謂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鬥爭，是一種新形態的所謂意識形態的戰爭。此實是宗教戰爭的變形。在此種戰爭中，雙方都自以為是為了實現人類的幸福與理想而戰，是為了人類終極的價值而奮鬥。雙方也是以對方為魔鬼式的敵人，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的加以迫害和殺害。宗教戰爭的弔詭在於為追求解脫而無情殺戮。若依任一正大宗教之本義，傳教之使命是為了拯救和超拔受苦的生命，對未歸附本教的人都有慈悲原宥之愛護，此在聖經或可蘭經都有明文。宗教的使命是救世，何以宗教戰爭反成不可解之死結！如果單就宗教之神聖性之分歧上說，由於各有教義和對世界與歷史之截然不同的詮釋，甚至以為高出人類理性能了解之外，此中的爭執自是極難解決，但就生命之保存與保護上，宗教戰爭也應止於對生命的尊重與愛護為底線，不應無限的殺戮異教徒。我們甚致可以說，站在自己的宗教立場來看，異教徒之違背神意，自找苦吃，自有神作處罰，何勞信徒跨越此一生死大限，代聖神作主，作出無窮的殺戮。教徒以傳教為聖業，人間之殺戮亦應停止。佛教徒之以大慈大悲捨身救生，寧可自受一切苦而不殺一生命，此確是宗教之典範，而實有貫徹宗教精神真義所在。至於意識形態之戰爭亦如是，越過道德之限度，任何以意識形態而行的宰制、迫害與殺害，都無法成立。違背道德的宗教不可能導人至神聖領域。換言之，道德規範是一切宗教實踐所必須恪守的條件。任何宗教與意識形態，都必須止於教化而已，過此以往，只是魔鬼的變形。儒者所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不必輸出革命，實更應就國境之內，修文德以安百姓，以安天下，是亦消弭人間悲劇之德化之途。
對於如何成功永久和平，康德在三百年前即有所反思和建議。康德觀察到歷史上的國家在發展壯大之後，必侵蝕其他小國，最後形成一大帝國，但此帝國內的各個不同的分子或民族又起而內鬥，最終使得帝國崩解，各地區人民又各自成立自己的國家，而其中一國壯大而成為強國之後，又征伐小國，又再嘗試建立龐大的帝國。人類歷史即在戰爭與分裂中不斷循環。歷史上發動戰爭的多是具有野心的獨裁者，而最終受害的則是平民老百姓。在現代歷史中，西方自從大一統的神聖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散而為歐洲各地各自獨立的國家，多是以一個民族為主的國家。當然也有不同民族建立共同的國家，或同一民族建立多個國家等。在民族國家之內，由於是同一民族，彼此基本上會同等對待，會較容易形成一平等的社會，也因此而使民族得以團結，民族共同奮鬥的力量得以發揮。簡言之，現代西方國家的模型是以民族為基礎而建立的內部平等自由也是民主的國家。康德洞見民族國家的民主發展，為避免統一與分裂所形成的不斷的流血和戰爭，乃構想出一個世界永久和平的理念，即以一民主共和的大國為核心，號召其他民主國家加盟而形成一日漸龐大的聯邦或邦聯組織。這一聯邦並不是一大帝國，各個加盟國家仍然維持其各自獨立自治的地位。盟邦內國與國之間的紛爭不用也不會再以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因為民主的國家中作主的人民絕不願意投票通過發動戰爭，因此，一切爭端改由一跨國的法庭來作審裁，不必再以武力解決。這一聯邦的和平合作自是人民最樂見的跨國組織，各國人民會自願加盟，由此而日益擴大成為有能力解決國際紛爭的跨國組織。康德的構想可說部份已實現為現代的聯合國，和國際法庭。而二次大戰之後，以德法為核心的歐盟也似乎在運用此一構想形成一日益擴大而和平共存的邦聯。而各小國之加入也是自願和經過一定的民主程序而達成的。這確是一可以達到永久和平的構想，但它有幾個必要的前提。一是這一或多個推動邦聯的強國並無侵吞或欺凌弱國的意圖和行動，且真能平等看待其他國家和願意與其他小國分享所成功的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二是由此組成的國際聯盟確是有力的跨國組織，可以對違反邦聯裁決的國家予以懲罰和糾正。在一個意義下，歐盟正在實現此一永久和平的構想。歐盟近年也遇到不少跨國的困難，如英國之反對共同貨幣、希臘與西班牙等歐盟四國在經濟上的瀕臨破產所造成的危機，等等，可說是考驗此一邦聯在實踐上的可行性。歐盟目前似乎可以和平順利地解決此種種危機，而繼續向前發展。此可說是一種以至仁大義的精神，化除歐洲諸國數百年來的各種戰爭和仇恨的人類精神的表現，值得我們更密切的關注和反省。
康德去世時，歐洲雖然已在大步領先世界，邁向現代國家的發展，但之後三個世紀只見西方強國在宰制全球，不但歐洲烽火處處，更隨西方強大的國家力量，而無遠弗界，戰爭更頻密，規模更龐大，終至有第一、第二次大戰而後止。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則轉而為東西方集團冷戰，地區熱戰，以至中東幾無時無刻不在戰爭之中。二次大戰結束，經此大屠殺之後，人類痛定思痛，本可以有一機緣化解無窮的戰爭災害。聯合國的成立，可說是追求永久和平的一個初步的體現，但可惜大國的政治野心卻以各種藉口而使聯合國淪為戰爭與和平的工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殘破，德、法等國都可說是強弩已盡的弱勢國家。真正主宰世界的是美國和蘇聯集團。蘇聯以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軍政集權控制國民與其他國家與民族而驟興，雖然在二十世紀長期與西方自由世界分庭抗禮，但最終也由於民生衰退，社會僵固停滯，高壓恐怖統治，人民最後起而衝破集權，使共產中樞瓦解，東歐各國紛紛脫離此集團，各自成立以民族為主的民族國家。蘇聯解體之後，此時德、法、英、日仍然附在以美國為首之西方盟邦之下，中國有待崛起，第三第四世界貧窮紛亂如昔，美國成為唯一的超強。美國本是一民主國家，美國人民也沒有擴張自己國土，消滅他國的行動和意圖，而且也是當時得令的自由世界的盟主，最符合康德所設想的，可以成為組成有力的邦聯的核心。但是，美國不但在冷戰中常假對抗赤化之名，而或明或暗地操控弱小國家之政局與發展，只顧獨享強權，使聯合國有名無實，成為自己的國際決策的工具。而在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超強之後，更實行所謂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甚至把西歐盟友都不放在眼內，完全自把自為，操控全球政治，只以所謂美國國家利益為是。美國所做成的是另一形態的戰爭，是經濟資源的掠奪戰。美國之政治結構是一自由民主的聯邦，是多元民族的國家，美國總統也不能發動擴張領土的戰爭。但另一方面，美國擁有全球最豐富的資源，更由於先進的西方各國在兩次大戰之後都已疲憊無力，美國國力更強大，世界一流人才匯集，同時提倡徹底的自由市場，使美國成為資本家的集中地，經濟發展蓬勃，財富科技稱雄一世。財富使美國人民教育與技能大步提升，廣泛的自由使國民智能得到解放，政治上更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消除了傳統政治的逼迫，使美國宛似世界國家的典範，也確實是近數十年來世界各國人民所嚮往的天堂。美國固然也對世界政治和經濟發展有一定的正面的貢獻，但美國卻仍然承襲了傳統帝國的模式，只是從武力的方式轉為經濟的宰控。因為，美國固然沒有獨裁的大皇帝或獨裁者，但自由市場使美國的國力得到更大的發展，也使資本家日益壯大。跨國企業隆興，其財力富可敵國，資本家通過對美國各種政治社團和候選人的資助，操控了美國政治勢力的消長，不但實質上操控市場，也主宰了政治和政策的發展。美國的資本家也藉美國強大的國力，在經濟上宰控其他弱小國家。因此，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表現出來的不是推廣民主自由和安和樂利到世界各國，而是扶植親美的力量，且常是獨裁的政府，強迫各小國開放門戶，讓資本家藉軍政強力而對全球進行經濟的掠奪，強化各弱小國家對美國的倚賴。此如接受美國操控的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救助必須同時接受開放市場，讓美國的大企業得以自由進場等。落後國家成為美國資本家的市場和資源掠奪的對象。因此，美國不但沒有組成康德所意想的跨國邦聯，反而以自由開放為藉口，利用聯合國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組織，而行一國之私。所以美國領導人對於有利全世界和全人類，但可能對美國的資本家或生活方式或所謂美國國家利益不利的全球共識，都會斷然否決。此如老布殊總統否決全球的氣候公約，小布殊不但跟進，而且製造藉口去攻打伊拉克，控制中東油田和政局等，以至今天美國眾多共和黨議員都仍然以自我為中心，悍然排拒一切不利資本主義與資本家或所謂自由市場的內外政策，甚至不考量美國一般人民的福祉，如全力反對歐巴馬照顧中下階層的醫療福利改革，反對減低全球暖化災害的經濟政策，等等，更遑論對全世界人民負責和平等對待。美國的援助常夾帶有利其國家資本和壟斷市場的條件，美其名為自由貿易，實質上常有意地徹底破壞落後地區的自給自足的能力，使其他國家的人民和土地成為美國人力與資源的供應者或剝削對象。美國實在已成為一資本主義帝國。其興也因緣際會，雖然已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黃金歲月，但此一帝國也終不免由於其他各國之興起而崩潰。
由此，我們見出康德的盲點，即，要成功跨國邦聯，參與國家不但要是民主共和國的體制，還必須能抵禦資本主義的侵蝕，不會變質為資本主義帝國。此須對西方政治思想有一相應的轉化，即，如何本人道平等對待其他國家與人民。但是，現代的民主國家仍然有一內部的傾向，使真正的邦聯和永久的和平無法實現。此在於民族國家之特質。顧名思義，民族國家自是以民族為國家之基本成員。而一民族所以成為一國，不但由於血緣，更由於族人之共同生長繁衍，經由歷史文化而組成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社群，因而有更強的親和力，和憂戚與共的同情共感，所以現代的民族國家常具有更強的向心力和團結性(solidarity)，人民願意共同為國家全力奮鬥和付出。但也因此而常以自己民族的利益為優先，可以為了自己一族的利益而不惜傷害他國他民族的人。[3]此在訴諸於民粹選舉時更容易成為政客取悅民眾的方式，更自以為是符合民意的民主政治。而在缺乏跨國組織之下，民族的利益似乎是最後最高的原則所在，因此，在國際政治上政客常以爭取自己民族利益為不可置疑的出發點，也常被視為和利用作為對抗或損害他國人民利益，以至損害全球利益的行為或決策的有力論據。此最常見於美國許多國際行為上。換言之，以民族國家和民族利益為至高無上的原則，將使人類的永久和平無法實現。因此，我們必須破除以以民族國家民族利益為底線，進到平等對待一切民族，追求天下一家的理想。
中東的戰爭問題之難解，不止是涉及世界強權的各種利益在內，更由於它是近一百多年的當代歷史中，糾結了民族、宗教、權力、文化等等的嚴重差異與歧視在內的全面戰爭。它是西方與非西方、阿拉伯與非阿拉伯民族、穆斯林與基督教、現代與傳統文化、權力與經濟之宰制與反宰制等巨大的爭持的一個混合體，並不是任一個別國家或民族所可能單獨加以解決的困局。伊斯蘭國所發動或回應的既是一宗教戰爭，也是一民族戰爭，同時夾雜了歷史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因素，所以變成如此慘烈的一場戰事。如果不能及時達至合理解決，使中東地區回歸和平，全世界每個人都不免受害。但如何解決此一戰爭，以及一切戰爭，則不能靠政客與權謀者來代辦。此中最關鍵而又共同的是民族國家的提升與轉化的問題。國家以至民族國家的本義和功能值得我們再加以反省。
半個世紀之前，唐君毅先生即認為，人類的社群形成國家最初或是出於族群之間的爭奪，最初大抵是以武力壓服他人或他族，但人類社群之必會形成國家，而形成後必有一定的承傳與發展，由是實現一些客觀普遍的價值以維持國家之統一和發展，亦是人類道德理性所揭示的一個必然的結果。[4]唐先生指出此中有一定的理性的因素，即，國家是基於人類的道德理性而來的一個統合性的組織。國家的作用是統合一個社群的各方面散列而不相隸屬的各種文化活動，使各種文化活動，即人民的日常生活得到自由開展和提升。國家是一位於各種文化活動之上的統合體，民主憲法是國家的道德理性的要求，此中的主要精神是平等和尊重每一位公民的不可取代的價值。依國家憲法而組成的政府則與國家之下的其他社團一樣，須互相監察合作，以達成國民的幸福。但唐先生強調，政治活動本身並沒有自己的價值或目標，而是以使其他第一序的文化活動，如文學藝術、科學、經濟、宗教，等等活動得以自由和充份發展為目的。由此可見出儒者以為國家組織具有一定的道德理性的依據，與獨立存在的意義，不是其他文化活動或組織所可以取代的。暫不討論此中的國家理論之勝義，先依唐先生之義討論國家之功能與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與建立人類永久和平的理想和方向。
由於國家是每一民族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所建立出來的，每一民族國家之人民自然擁護和愛護自己的國家。因此，依道德理性和自然的同理心，我們也應當支持其他民族同樣愛護其國家和人民。如果我們在一國之內不以武力解決公民之間的各種紛爭，包括宗教與價值觀念或選擇之差異，我們必須堅持宗教自由與宗教容忍以維持和平共存，此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彼此真正互相容忍，自能和平共存。如此則對跨國跨民族的不同宗教與文化信仰，也應採取能夠和平共存的態度與方式，不相為害。更進一步來說，人類各民族之間在基因或血緣上實相差不遠，並非完全隔絕不相干。今天我們甚至已經知道人類與動物，以至一切生物都有不可分割的互相依存的關係，以人類與其他物種相對抗既不合理，也實是自我傷害，甚至是自取滅亡。我們對所養寵物也常有互動，也常有情感的感通，由此即可見人類不能自外於其他生物，更何況其他種族。所以儒者常以為「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並非是主觀憶測之詞，也不止是一種純然是理想的信念，而是生命中實有所感應與感通的實理實事。孤獨自閉的生命實是生命最深的傷痛，排拒他者視他為敵實是自我生命的自戕。此在國際的關係上亦如是。在地球村的時代，人類足以由民族一家親而進到天下一家親。事實上今天跨民族的婚姻已所在多有，日後也會更有多民族融合的開展。因此，天下一家是最自然不過之事，也是最合乎人性人情之事。以鄰為壑既不道德，亦不符合人性人情與人道。我們期待他人尊重自己則無理由不同時尊重他人，此亦所謂金律之「己所欲則施於人」。尊重而容忍他人與自己之不同，不可加惡他人猶如不希望他人加害於自己，只不過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此所謂銀律。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我們需要一和平共存的和而不同的原則。和而不同的原則即是各國人民與國家互相尊重，接受差異的同在。孔子甚至提倡「興滅國，繼絕世」，讓各個民族，各民族所建立的國家，都永遠生長發展，而沒有亡國滅種之痛。這都是一切源遠流長的文化與宗教所自然發出的道德的自我要求，和具有普遍價值的規範。
民族國家的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優點是平等對待所有人，尊重每個人本有的價值，不容被視為工具地利用，即不容加害於人。尊重自己的文化宗教價值，不容他人傷害自己的民族國家，反身而誠，亦須同樣尊重其他民族國家的宗教與文化，不可以武力暴力強加於人，更不可滅人之國。如果不根於理性和合理的運用，政治和經濟都是可以加害於人的暴力。康德與儒家，以及其他宗教與文明，都早已建立了人類生命平等且具有不可剝奪的尊嚴的價值。每個人由內在的與家人一體之情，進而與國人、民族生命相感通，憂戚與共，患難相扶，自應成立平等與和平共存的民主共和之國。民族與民族之間也自然有生命的感通，形成一國與國之間的互相呼應互助，正如我們平常之對其他國家有難時的自動捐助與救援，一國有難，萬家呼應，則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實無理由不可互相感應而互重互助。正如我們從電視中見到一嬰兒被戰火所傷，由瓦礫中被救出時，自然同有快樂安慰之感，與他的家人無異，豈會因為民族膚色不同而有別！由此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通過生命之感通與感應，平等互助，尊重與容忍，則人類之永久和平並非不可日月而至。在目前，我們都有責任在一國之內，不要讓私利和私欲，蒙蔽了我們的理性，不要讓具有野心和權力欲的政客濫用了國家的權力，否則不但傷害了我們的同胞，也傷害了全體的人類。我們都有義務去加強客觀制度對政治權力的限制，如公開透明的民主政治，同情共感的生命相呼應，性情與知識之教化，民族與文化之溝通和了解，是建立人類社會永久和平，消弭一切戰爭的基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事，不但在國內不可為，在國際上也應是國際行為的基本守則。因此，我們也要求國家主政者在對外方面不得假借名義以傷害無辜，不能對國際不公義之事視如不見，更應全心全力保護一切無辜無力的老百姓，確實要求在世的強國放棄霸權的幻想，共同充實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力量，分隔戰爭雙方，把戰爭的傷害減至最低，以至促成和談與永久的和平，使戰爭消弭於無形。
人間還有更多有待救援的人與物，把戰爭的能量化為和平的力量，還人間一片樂土，實功德無量。人生有窮願無盡，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理想，儒者的大同世界，會在人間社會實現。
[3] 此中歐洲與美國似有一分別，也是值得注意的。個人的觀察是美國原初的開國者和後來陸續移民美國的人民，固然是多元民族，但多少總是為了尋求個人或家人的幸福而來，自利的心態相當嚴重。美國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也常是政治上一重要的暗流，爭持利國與他國利益時即會浮現。此種只顧自利的民粹取向也反映在美國領導人和政客之反氣候公約和不支持減排溫室氣體的經濟改革等。反之，歐洲民族原是生長發展於歐洲大陸，對歐洲大地與自己國家和同族人的共同利益較為重視，因而也有較多重視共同利益和利他的表現，以至對同在歐洲以及歐洲之外的其他各國各族的共同利益，都自願多負責任和貢獻。歐盟在國際援助上常表現出更廣大的民胞物與的精神，常慷慨捐助落後國家的發展，此如歐盟國家不但在全球暖化中最積極設立和實行減排的高標準，更無條件捐獻最多資金和技術給第三、第四世界，共同全力對抗全球暖化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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