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31日 星期二

民主政治制度與亞洲價值:論李光耀的政治模式

民主政治制度與亞洲價值:論李光耀的政治模式
Democra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Asian Values: On Lee Kuan Yew’s Political Model

李瑞全

一、引言:李光耀與亞洲價值

2015323日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去世受到全球的矚目,這自非是偶然的。主要因素是新加坡以彈丸之地,而創出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蹟,成為第三世界國家中靠自力奮鬥,且在國際政治上抗拒西方強權,包括英美,而成功為最先進和富庶的第一世界模式的小國。西方社會評論家一般自然強力批評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專權,一黨獨大,壓制反對者,以致使用社會資源分配的方式打擊支持反對勢力的地區。但對於新加坡之經濟蓬勃發展,社會安定繁榮,生活水平極高、極現代化,國民生產總值激增,尋且成為四小龍之首,甚至高於歐洲許多國家的成就等現象,不得不承認,也瞠目不知如何解釋。同時,南韓、台灣和香港也有同樣輝煌的表現,理論家因而有仿照韋伯(Weber)說明歐洲現代化的模式,以儒家文化為四小龍共同的背景,是促成四地成功的文化原動力。
新加坡當年被迫退出馬來西亞聯邦,確實發生嚴重的生存危機,因為,以新加坡一華人小島,毫無自然資源,連水都要仰賴馬來亞供給,四面都是具有敵意的穆斯林國家,被逐出馬來西亞成為東南亞的孤兒,實不用任何外力都可以自行倒塌,所以當時強人如李光耀也不免潸然淚下。當然李光耀不但有堅強意志與堅毅不抜的精神,也有獨到之眼光和國際視野,運用新加坡遠勝於鄰近諸國的人力資源,發揮新加坡國際貿易上的地理優勢,加上大英聯邦當時的殘餘力量,制定嚴厲的反貪污官條款,提升政府效能,穩步發展經濟,建立新加坡在區域與國際貿易上的地位。由於當時的嚴重危機,李光耀在國內採取一黨獨大的政策,壓制異見力量,以免政局由於政黨競爭、政權轉移而產生的動蕩。此舉在當年新加坡人人感到團結奮鬥是必要的生存方式,人民願意忍受有限度的不民主遠勝於國家衰敗,以至受不同種族和意識形態的統治或壓迫,所以,李光耀的強勢治國,也取得人民的默認的同意(implicit consent)。也可以說,李光耀之掌控權力確是為新加坡之生存發展,而不是為個人之權力私欲或私心,而且李光耀所領導的政黨以高度的廉潔來回應國人的授權。因此,在李光耀的統治之下,新加坡得以在具有高質素的人力資源,採用公平開放、廉潔守法、有效率的自由經濟政策下成功發展,成為國際資本有信心和有意願來投資的地方,由是利用東南亞廣大的地區和資源,成為新加坡的經濟腹地。新加坡可說是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的龍頭,甚至是鄰近國家所依賴的國際貿易的通道,因此,新加坡在過去數十年都可以維持不斷的發展與成長,在國民人均收入與投資環境上高居世界前列。
另一方面,新加坡不接受西方任何援助,也嚴峻拒絕西方政權的干預。李光耀對於西方人與媒體批評新加坡的言論或違反新加坡的法例的,都予以嚴詞駁斥和嚴加懲治。對於西方重量級的媒體如New York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Asian Review等,如有對新加坡不利的評論,都嚴加反擊,或要求道歉,要求給新加坡政府公平的回應機會,否則不准在新加坡發行。李光耀不但對新加坡人民採用嚴厲的社會治理方式,對於外國人在新加坡犯法,亦同樣嚴懲不赦。如當年一美國青年在新加坡胡亂塗鴉,被判笞刑六鞭,縱使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代為求情,仍受四鞭之罰,驅逐出境。這種強硬態度,使西方政府和媒體無可奈何。李光耀認為亞洲有自己的文化傳統與價值取向,不同於西方,提倡亞洲價值之說,以對抗西方社會政治的批評與干預。新加坡的政治體制顯然是一種既是一黨獨大又有自由經濟的發展,與西方自由民主社會的模式很不一樣,成為非西方社會成功的範例,是各落後以至先進國家取經的主要對象,特別是上一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時最主要的取經和參考的對象。新加坡的成功,也使很多西方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理論出現缺口,不能說明此種非西方模式現代化所以成功的理由。以下先說明所謂亞洲價值之說。

二、儒家對亞洲價值之批判

1993年東南亞國家領導人在泰國曼谷發表了著名的「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 1993),表明亞洲有不同於西方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亞洲價值」。此宣言基本上是在政治上堅持亞洲國家地區自主,拒絕西方國家的干預,不認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政治上採取集權與一黨統治的模式。至於所謂「亞洲價值」的內容其實並不明確,不同的國家或政治領導人的詮釋都不一樣。李光耀較傾向以儒家為亞洲價值的核心思想,即,重視家庭、孝順父母、尊重長官、重視社會價值、社會之團結和諧,反對西方式的「個人自由」、「多黨政治」、傾向集體主義等。
如果因就當時全球的政治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情勢來說,新加坡採取上述所謂「亞洲價值」之下的統治模式,或有其歷史發展上的需要。但若就中國儒家傳統的政治理想與當代新儒家所追求的中國文化與社會現代化的發展來說,亞洲價值並不完全契合儒家的義理。當代新儒家認為現代化中的科學與民主或人權,並不與中國儒家的義理相違,建立有效的民主憲政,更毋寧是歷代儒者在受困於傳統王權之下不能申展的理想。傳統儒者的明確主張是「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即國家或國家的主權不是一家一姓,以至一黨一派所擁有的,而是天下人或全體公民所共同擁有的,此即表示統治國家的權力必須由全體人民所同意和授予。孟子詮釋「堯舜禪讓」的意義時已指出,登上天子位的人必須是「天與之、民與之」,是人民所認受的有才有德的人才可登天子之位,才可以行使治理天下的權力。而在執掌天下大權的時候,一切施政也要以人民福祉為依歸,不得藏天下於一己之「筐筴」之中,成為自己獨佔的私產。此所以我們認為亞洲價值中所意謂的拒絕公開政權,主張一黨獨大,絕非儒者之本義,也實違背儒者天下為公的基本理念。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明儒家公天下的理念與民主政體的關係。孟子在詮釋禪讓政治時,特別標舉「天子不能以天下予人」,即,堯不能把天下給舜,此即表明天下不是天子的。而禪讓政治之完成是由「天與之,人與之」,實際上是「民與之」,由人民之自動自主決定接受舜(而非堯之子)為天子,即表明天下是天下人民所共有的。此即主權在民之義。主權在民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儒者一貫批判君主獨裁式的家天下是把天下視為自己的私產,違反天下為公的義理。只是在傳統社會中當權者擁有龐大的武力,儒者與人民無法對抗,所以總無法實現天下為公的理想,也消除不了傳統王權侵害人民生命財產的權利,與常加於人民身上的暴政。當代新儒家反省中國傳統政治的頸瓶所在,正是國家權力之集中和獨裁,以天下為自己和家族所獨佔所致。家族有興衰,因此任何王朝不免因德衰而腐爛,不但做不到保民,更常是禍害人民的根源,最後人民受不了天災人禍,起而抗暴,再由有力者領導民間力量推翻舊朝,取得政權。但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新的王朝仍然獨佔政權而走向腐敗,各種以權謀私,戕害國家人民的事必層出不窮,最終仍不免覆滅,造成歷史上一治一亂的循環,人民永遠都是受害者。因此,建立一有定常而公平的民主體制是保障人民生命與福祉,是解決中國傳統政治死結的唯一出路。代表人民主權而位於一切黨派之上的民主憲法,正是人民公意所在。人民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建構出自願遵守的政治制度,乃是人民自由自律,自由意志的表現。由人民之自由意志自律而構成的憲法,是經由人民授權的政府所不可踰越的客觀體制,是政黨輪替都不可動移的國家大法。憲法由人民共同意志所制定,也只有人民的共同意志可修改。政體上的三權或五權分立,正是要確保沒有一環或一黨可以壟斷詮釋憲法的權利,也使得掌權者互相制衡,不致產生專制獨裁的個人或政黨。這是安排人類政治生活得以長治久安的,徹底消除政治迫害的出路。這是人民本有的要求和權利,是人類社會進步所要走出來的合理的現代化的歷程,無所謂西化的問題。至於憲政具體內容自然與人們的文化傳統與價值結合,現代國家中各國的憲法的具體內容也各有不同,共同的是主權在民的理念。
另一方面,傳統儒者在王位大權不能觸動之下,除了對統治者加以道德規範之外,對治理國家方面也提出重要而明確的保護人民不受掌權者傷害的一些基本原則和方法,即,要求當權者開放統治權力,任用賢能之士,與士人知識分子共同治理國家事務,統治者與各級官員都要接受規諫,一切施政必須以人民福祉和意願為依歸。下情必須能夠上達,「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傳統治理國家原則的具體陳述就是孟子之仁政王道。由於儒者要求由有德有才的人來治理天下,因而為官必須恪守體恤人民,愛護百姓,大公無私,廉潔自持,無枉無縱等道德規範。由此建立一種共認的道德的官鍼,不但使貪污腐化常受輿論批判,不敢明目張胆,胡作非為,而且使社會維持一定的合理合道德的方式,人民生活也得到一定的保障,使社會可以安穩地發展。這一組儒家的義理和人民信守的日常道德,是維持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延綿不斷的基礎和動力,縱使在暴政與外族極權統治之下,不但常能同化異族,更能有光輝的文化表現。這一套治理原則也是民主政治體制下施政所必須具備的價值與制度。新加坡之成功,與此亦有密切關係。

三、亞洲四小龍成功之儒家因素

當西方學界要解釋四小龍之新加坡、香港、台灣、南韓等何以興起,特別是與當時東南亞和印度等鄰近國家比較時,很容易找到它們都有共同的文化傳統的影響力,此即共同的儒家文化傳統。而當時四小龍也都不是西方標準下的民主自由政治體制,或多或少都是在強人政治之下,維持一定的社會和平穩定狀態政體。同時由於當政者有一定的開明態度,能夠適時採取適當的明智政策,通常包括推行普及教育,開放市場,鼓勵中小企業,累積資本等,建立初步的基礎;累積的國家財富再投入教育,增強人力資源和質素,使生產力和生產效能不斷提升和發展,又再進一步促進和擴大經濟的發展和升級,使國家成為國際資本所屬意的勞動市場。國外投資進入,使國民生產值年年大額增加,國力一再增強。資本的累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也提升了教育,擴展了人民的視野,以及人民的消費能力,由是發展出更先進的社會政治法律的內部結構,同時更積極投資於先進的軟硬體建設,諸如使消息通訊加速,交通運輸便利和有效率,更有利經濟發展和邁向國際市場,讓國際投資者更有信心,投入的資金更多,由是形成一良性的循環。
此中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理念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儒家視天下國家為一家,重視家庭與社會整體之福祉,要求個人提升自己的德行和知識技能,重視教育和自覺的努力,強調自己責任而寬待他人,因而少為爭權奪利而對抗;平常生活儉樸,盡量累積財富,以保障家人和子孫;家人是一親密的生活共同體,無私的互相照顧愛護,自我要求多盡自己對家人的義務與責任,追求自力自足,勤勞奉獻等等美德和工作態度;在公共服務上,儒家重視社會教化,不能不教而誅,對自我要求更為嚴格,為官更要廉潔無私,全心全意奉獻給國家社會。這都是四小龍當政者和人民的重要操守的表現。因此,當國家社會處於外部危機狀況之下,人民願意團結合作,努力工作和生產,以改善家庭和個人的生活,追求國家的富強和穩定,因而較願意配合當政者的政策,保持社會和諧,以至願意犧牲一時的政治權利,以求進步和保持國家社會的整體發展。在人力資源方面,由於儒家重視教育,重視自力更新和上進,因此,家庭和社會的財富累積較快,在教育的投資比率上很高,一代代培養出更高質素的人力和人才,創發出更多的中、小以至大型的企業。而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等取向上,四小龍的貧富差距也遠較西方先進社會為低,社會財富的分配處於較平等合理的水平,企業也常較能寬容對待生產力較低的勞工,願意與工人分享利潤,整體的社會勞動力也得到舒解和提升,失業率極低。一般而言,儒家社會較有同情共感的表現,對社會中所謂弱勢社群都常加以資助,於救災救難中都勇於捐輸,使社會更快康復,回到正常的運作,也增強社會的共同的向心力。
此所以四小龍雖然都處於一定的外部危機之下,人們都能奮發自強,團結一致為全體同胞共同奮鬥,因而形成高度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在二次大戰之後,美國主導西方世界,先是分別培養德國與日本,復興西方國家的社會與經濟。到六十年代,西方社會經濟向前發展,資本要找新的出路,需要尋求廉價的勞動力加快生產,此時亞洲正是最大的勞動力市場,四小龍適時回應此世界經濟發展的時刻,因而成為西方製造業和投資的首選,藉國際市場機制而興起,日後更成為亞洲服務與金融業的先驅,取得領先亞洲其他國家地區的地位。
新加坡可說是此一世界經濟發展潮流中的最大的受益者。新加坡的華人世界也正是最深受儒家思想與文化熏陶的地方。華人去外地謀生必須具有的團結與奮鬥精神,不但體現在李光耀身上,也遍見於新加坡的華人。李光耀以至新加坡上下都奉行高度的廉潔,是李光耀和他的政黨取得人民信任的重要基礎。李光耀在推行鐵腕政策時,也重視教化的工作,對於當年知識與文化水平較低的公民,也推動很多社會教育運動,以提升國家的形像和建立公共意識。在學校也推動對學生的文明衛生習慣等教育,以營造未來的文明社會。新加坡在六、七十年代進一步推動儒家文化與倫理的研究,曾成立儒學的研究中心和廣邀世界著名的儒者前去講學,推廣儒家的理念。李光耀似乎想藉儒學合理化自己的統治和統一新加坡的國家意識型態。後來與儒者多接觸之後,大概也知道儒家與亞洲價值之間的差距,以及害怕由推崇儒學引起境內民族爭端,因而中止了這方面的推展。但這也表示儒家的文化和理念是新加坡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新加坡以蕞爾小島而能成為第一世界的先進國家,人均值是亞洲第一,遠超於亞洲各國,在世界各國中也是名列前茅。此可見文化力量之重要。可以說,新加坡是真正體現傳統價值與文化教育之軟實力而具有高度成就的國家。
新加坡最讓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是,它既是一相當專制和一黨獨大的國家,且毫無自然資源,但卻成為最亮麗的新興國家。西方一些觀察家認為新加坡其實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上是採用西方自由市場機制,提高經濟和生產的效能,因而才有如此優良的經濟發展。但他們無法解釋為何在相當獨裁和嚴控社會反對力量,沒有足以監督政府的民間力量之下,何以新加坡的政府不流於嚴刑苛政,貪污腐化,而且以新加坡如此現代化國際化的人民也不爭取自由,起而抗爭和反對威權的統治。這是慣於以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結合的西方評論家所不解的內部矛盾的事。在儒家來看,此實不難理解。因為,新加坡社會所隱函的儒家的文化與人格理想,一方面使新加坡政府自覺自願以廉潔自持,信守公平競爭,全心全意促進施政的效能。另一方面則是人民願意全力支持政府,維持社會穩定,減少政治紛爭與動盪,全力發展國家與社會,使自己和家人取得豐足的生活而又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
雖然新加坡的成功有多種內部和外部的因素,也不是任何不同國家或地區所能仿製的。但這種一黨獨大而又有全面和高度市場經濟發展的現代社會,卻也常是一些落後地區的政治強人所夢的最理想的境況。當年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時,即訪問新加坡,並對李光耀能把此彈丸之地發展為世界花園城市,表示讚歎。李光耀卻認為大陸人材濟濟,當更勝新加坡。據云這成為鄧小平的一個巨大的挑戰。新加坡之強人政治與社會治安秩序良好,而經濟發展如此突出,也正是大陸統治者最理想的模式,此所以李光耀雖然與台灣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大陸近年的歷屆領導人都與李光耀有頻繁的來往,是大陸社會與經濟發展中最主要的諮詢和參考的對象。新加坡是大陸改革開放後派出最多的學習幹部的地區,是大陸近三十多年發展的參考模型,大陸由此交流也得到很大的益處。但是,新加坡的政治模式能否適用於中國大陸卻不無疑問。事實上,新加坡往後的發展,民主政治仍是有待反省和有待完成的課題。

四、當代新儒家之後/現代民主理念: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政治現代化

當代新儒家的現代化論述中,除了在外王上主張吸收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科學之外,在社會主體上仍然強調家庭和社群的重要性,並不採取西方個人自由主義的模式。儒家基本上保持家庭為一親密的生活共同體,屬於倫理的內在關係,在生活上、財富上、利害上都密不可分,彼此融為一體,個人只是此家庭一體之不可分的部份。在傳統社會更親密的情況,整個家族都有親密一體的關係,息息相關。在現代社會中,由於家庭核心化和工作的流動性,家庭形式趨向核心家庭的結構,但通過平常許多共同時令節日的文化生活,平常的家庭聚會,以及分擔養育父母之強烈責任感,大家庭的親子關係,仍然保持在以儒家文化為背景的社會的家庭之中。此在新加坡即建立一家人可以互通的醫療賬戶,彼此可以互相或共同使用,分擔醫療的費用。這是受儒家重視家庭關係之下而有的一種醫療制度,不但增強家人之間的關係,也讓家庭參與和分擔每個人的醫療健康照護。在西方社會政治制度中,基本上是以個人為單位,是個人與社會的直接關係,家庭幾乎沒有政治的功能。而儒家基本上是以家庭為社會政治的單位,所以,當代新儒家之民主構想是在強調家庭的組織和功能,重視家庭與社群的政治功能之下,轉化西方個人自由主義式的民主制度,以增強社會的團結和民主的尊賢讓能的機制。在政治的領域內,儒家可以接受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外在客觀的關係,彼此可以互為一權利義務相對的主體,但仍保持公民為一體之社群,互此在生活共同體中合作互惠。對於經濟之自由開放,儒家也不會接受任由資本家之以巨大資本扭曲市場,造成貧富不均,使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化。經濟發展和自由市場必須以不傷害和促進家庭和個人的基本生活條件為基礎,此如提供公共的廉價房屋,保障人民有合理的居住地方,保障人民有一定的生活資源,不容許市場把民生必需品濫作商品來炒作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儒者對社會財富不公的永恆的批判。因此,當代新儒家在追求現代化時已批判地超越和化解了西方現代化的一些流弊,如個人與社會之疏離異化,只片面主張個人之權利,而不重視個人對家庭與社會國家的責任與義務等。當代新儒家之返本開新,絶非一般不負責任的批評所指為放棄傳統,全盤西化的現代化。儒家的一體觀也表現在,當個人或家庭與社會國家利益有衝突時,儒家並不主張只顧前者之利益,而罔顧社群中他人的共同利益,重點是如何取得和諧合理的結果。儒者承認他者對自己具有不可少的互助的功能和貢獻,不可以片面強調自己的利益。權利與義務並重。而在儒家的深層理論中,人與人實為一體,不應有你我之嚴格對立的區分。
唐君毅先生認為民主政治基本上是一種互讓的選賢與能的政治,是視人人皆可為堯舜的道德主體之下的政治制度。推選代表是敬重其人格的表現,而不是一種競爭權力的活動。政治領導者雖不必是聖人,但也要有足夠讓人民信任的德行表現,德行仍然是統治決策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推行的政策是否大公無私和有效能的最佳保證。李光耀以操守廉潔,有治理國家之才幹,因而被新加坡人所擁戴,他的德行的表現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唐先生對民主政治作為文化的一環的詮釋來說,政治沒有自己的目的,而是為人類各種具體生活安排和文化活動服務,如為宗教、學術、文學、藝術、體育、軍事、家庭、社群等第一義的文化活動來服務的。因此,當代新儒家也主張政治提供最大的共同的自由空間,讓每個人可以按其志趣從事各種文化活動。政治活動不當以自身利益為目的,更不是西方政客之以爭取選票為目的短視、甚至是有害國家人民的投機的政治行為。因此,儒家認為政府的職責是照顧人民的生活與福祉,促進人民之間團結合作,以改善每個人和每個家庭的幸福。此方是真正的政治為人民服務。
儒家主張的生生之德,不但要應用到人類社會關係中,也同時要推展到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上。在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一體與同情共感上,儒家反對對他人和大自然的無窮剝削與利用。儒家認為人與天地實為一體,休戚與共,因此重視人與自然環境取得和諧平衡。人類自己的生活應當儉約,不能竭澤而漁,更要成為自然界的保育者(nurturer),使自然不受傷害,以人力補助天地化育不足之處,照顧殘障老弱,祈使人無棄人,物無棄物,使天地萬物更欣欣向榮,不斷繁富生長。在此,儒家的取向是反對以鄰為壑,反對只為個人或家庭自身,以至自己一國的利益而枉顧他人、他國、他族的利益,反對為了人類私利而傷害自然物種和環境之繁衍。因此,儒家傾向主張各種族各國和平共存,平等互利,促進國際各方面的交往溝通交流和互助,包括經濟與市場的公平交易,工商業資源的交流,人們之自由出入境等,促進人類真正統合成一多元的天下一家的世界。

結語:李光耀未完成之民主課題


李光耀可說是很能運用儒家在治理國家上的積極貢獻,加上自己在英國留學的經驗,具有現代世界知識和視野,因此,很可以在洞明時勢上適當地限制人民在政治上的權利,而全力發展社會經濟,不但使新加坡得以生存,人民生活富足,更奠定新加坡在國際上的地位。他被稱為新加坡之父確是當之無愧。但是,當新一世代的人民成長,追求自由與獨立自主的意識日強,人民很難再被封限在民生富足與經濟自由的範圍,政治上的自由自主也是人類內心所追求的重要價值,也可說是涉及人之為人的根本價值是人之尊嚴所在。李光耀當年在英國即知道英國殖民新加坡並非為殖民地人民着想,而只為英國的利益,因此決心回到新加坡把英國人趕出去。這不止是一愛國精神,也同時是對政治不公義,對統治者不為人民利益設想的一種批判與反抗。為生存而暫時加以強勢治理國家,只是一時之計,勢不可能永遠。開明的威權政治也不能保證社會的繁榮,更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與尊嚴。縱使一時開明,沒有約束的威權統治永遠都是人民心中之巨石,隨時都可以把人壓死。新加坡實已面臨進一步改革的路口,恐怕不是李光耀所創立的人民行動黨所能逃避的政治課題。如果李光耀的追隨者能進一步發揮儒家之智慧,則開創出一現代的和樂富足的民主社會並非不可能的理想。

作者按:新加坡成為亞洲以至全球國民人均生產值最高的城市國家,是四小龍之首,與儒家的文化因素有很緊切的關係。本文就3月23日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逝世而就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的政治模式,與儒家式治道的內涵作一分析。本文將在鵝湖月刊第478期(2015年4月號)刊於我的中央觀察站專欄,因為時效,先此公告,以響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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