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佔領華爾街的社會政治運動模式論公民文化與民主制度之發展

從佔領華爾街的社會政治運動模式論公民文化與民主制度之發展

Reflect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Occupy Wall Stree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Culture and Democracy

李瑞全

前言：佔領華爾街運動的背景：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美國政界對金融界和資本家的約制愈來愈鬆縛，華爾街弄出眾多稀奇古怪的名目，鼓吹借貸，製造業績，欺瞞一般顧客與投資者，讓拉圾債卷與房價不斷飊升。當美國房價如骨牌倒下，產生全球性的巨大金融風暴，使全球人人受害。為了挽救大到不能倒的企業，美國政府祭出前所未聞的貨幣寬鬆政策以救市救企業。按傳統經濟理論，任何國家以印紙幣救市會使貨幣貶值，做成通貨膨漲，經濟情況會更壞。但美國這個行動，不但真的舒解了美國的困境，美金也沒有貶值！反而是其他國家和落後地區受到更進一步的打擊，不但經濟萎縮，更引起通貨膨漲，民不聊生。北非地區首當其衝，大量青年就業呈現嚴重問題，2011年12月突尼西亞一位大學生為了糊口做街頭小販，因為受警察驅趕侮辱，憤而自焚，引發了北非各國的民憤火拼而出，2012年春天產生了茉莉花革命或亞拉伯之春。一時在阿拉伯世界中，自由與民主意識高漲，獨裁政權紛紛解體，使傳統的專制政府人人自危。這種由經濟引發政治的巨變，可能是美國政界領導階層所意想不到的，似乎解除了美國在北非的長期的穆斯林獨裁政權的挑戰與不合作的煩惱。但北非人民擁戴的卻是新的更明確反美的穆斯林領導人，又讓美國轉回來再扶助舊日的獨裁軍政組織，也暴露了美國的國際霸權的本色。在美國本土方面，美國政府用了大量國家經費救助各大金融企業，原初闖出大禍的華爾街中人和最富有的1%的資本家很快回復收益，又現出大肥貓的可憎面目，而真正受害的一般百姓卻仍陷身巨大負債之中，經濟停滯不前，青少年就業極為困難。美國的資本家和右翼分子自然又歸咎他人，認為是各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搶走美國人的工作，惡劣低價傾銷，等等。事實上，自第二次大戰以來，美國人民享受了全世界價廉物美之供應----例如在美國買到台灣品質較好的產品實比在台灣(原產地)買更便宜，這實在是貧窮地區的人民在津貼美國人的生活！----但美國政客更常動輒以所謂301條款懲罰和恐嚇第三、第四世界的國家，保護資本家在落後地區剝削廉價勞力和資源，實是最無道的霸權行為。前美國小布殊總統的國務卿萊斯(C. Rice)更認為歐巴馬當政後沒有運用更明顯的有力的語言去威嚇其他國家，或如小布殊之實行單邊主義，推倒美國不喜歡的政權等行動，所以現在美國在國際上的發言，沒有人理會，云云！由此可見美國政黨領導的霸權意識與恐怖主義作風！佔領華爾街是美國一般人民，所謂99%的公民，對資本主義壟斷政經權力和利益的一次巨大的反抗的行動，而全球的響應實非偶然。

一、美國跨國企業與金融界對民主政治的宰控

由於西方國家(主要指西歐和美國) 的現代化起步早，近三百年來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一直居於前列，更長期通過軍事與經濟侵略，主宰落後國家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發展。而在自由主義的旗幟下，經濟學家堅持開放自由市場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經濟發展與運作的原理，甚至被吹噓為是使一個社會提升民主自由的最有效手段。許多自由主義者相信經濟自由會導至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演化出民主的體制。但美國常運用強勢的軍政力量，廹使第三、第四世界開放市場，使美國的大企業和資本家巨大的資本力量，很容易擊倒各弱小國家的本土工商業，控制市場，而得以無情地剝削落後國家的廉價勞力，以極低價壟斷各地之自然資源，轉移污染性工業到落後地區，做成這些地區更污染，生態惡化，破壞原來可以自足生活，使這些落後地區更倚賴西方，也與西方先進社會差距愈來愈大。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金成為國際上唯一的結算基礎，使美國印紙幣即可以獲取各國各地的資源與財富。因為，各國無不爭取增加美金儲備，以發展國際貿易。因而落後國家不得不任由美國大企業入主，提供特別優惠與廉價勞力、資源等，而這些跨國企業再反過來以高級成品高價回銷，賺取落後國家的資金。由此形成一以歐美，特別是美國為中心，其他地區為邊緣的世界體系。後者變成前者的附庸，形成一難以解脫的倚賴關係。由此而有北方(富裕國家)與南方(貧窮國家)之兩極化。而在一國人內，縱使是美國，財富同樣嚴重不均，所謂只佔人口1%的人卻佔有近50%的財富；連同所謂中產階級頂端的人，約為10%的人口，即佔據了超過80%的財富。這一趨勢在近數十年似乎愈演愈烈(參見皮凱提(Thomas Piketty)新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而從事市場商業活動者，不但促使財富集中，更由於操弄房地產之買賣等，於2008年做成全球的金融風暴。由是而有代表99%受統治的公民，起而抗議佔據了國家大部分財產和操控政治與政策的1%的人，在最具有像徵意義的華爾街，發起佔領行動。

近日讀David Graeber, 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 (中譯本：大衛˙格雷伯《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一書，對於這一場在2011年起源於紐約，不但迅速在美國各地開花，更漫延於世界各大城市，也在香港引生了第一次「佔領中環(2011年)」的全球性公民運動，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格雷伯是著名的人類學家，也是公民運動的活躍分子，是這場運動的發起人。格雷伯自稱是無政府主義者，對於美國現行的體制，認為根本上不是民主的。因為，美國的兩大黨，即民主黨與共和黨都只是為1%最富有的階級服務，政策與制度上都罔顧人民的利益。這是因為在美國的政治選舉中，動用的選舉經費不是任何個人、政黨或團體所可能負擔的，都必須靠大企業的巨大捐助。(據格雷格所指出的：美國一位議員在當選之後，平均每天要收集到一萬美金，然後才有足夠的經費去作下一次的選舉。)因此，當選的人通常已是這1%中人，也不能不對大財團遍布於華盛頓的遊說圑言聽計從。這實無異於公開的賄賂和對價交易！也為什麼不管民主黨或共和黨都只會為1%的人服務！美國政壇上這種受資本家控制的困局實已使獨立候選人不可能出現，也形成一般人民對改變政治現狀的無力感。歐巴馬選總統所以能取得勝利，主要是能激發人民長期以來祈求改變的願望，所以他的小額的捐款和支持者，特別是年青人，遠超於對手，因而勝選。也因此歐巴馬上台後實較敢於與大財團對抗，但在兩大政黨議員與各大財圑金主有分不清、割不斷的關係之下，歐巴馬的決定與政策甚致得不到同黨的支持，也常只能作出讓步，大打折扣。此所以在金融風暴之後所擬訂的懲戒或限制華爾街的條例，被視為隔靴搔癢，不但無效，更助長這些資本家和代理人繼續肆意而為。青年的失望和憤怒，使近期的美國選情對歐巴馬和民主黨都不利，讓共和黨控制了參眾兩院，歐巴馬也無疑是跛腳總統了！

佔領華爾街運動固然有受北非阿拉伯之春的啟發，但實是近年全球性的公義行動的延續發展(詳見雷格伯一書)，它能在美國發生也實是像徵了一種新的公民運動的模式與方向，與之前的各各種示威遊行都不同，此所以值得進一步申論。

二、從紐約佔領華爾街到香港佔領中環的全球性公民運動

一般的示威抗議行動，常有一個指揮中心，活動預設一定的訴求，指揮由上到下，群眾則按指令行動。佔領華爾街的運動卻逈然不同。此一活動原初是由一個一貫反商業廣告之組織在2011年3月初在Adbuster雜誌上一個發佈號召佔領華爾街的構想，計劃在當年的9月中行動。而由於網路散播，漸成一件大眾期待的事件。此運動實質上則由一些受到吸引的社會運動的熱心分子在一個被擬設為籌組大會上自行組織起來的行動。這個運動的特點是採取所謂「水平線」的行動方式，即參加者都以個人身份，在運動中平等對待，沒個統一的指揮中心或領導人，而是由參加者各組成若干不同的群組，人人都有自由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一切決定採用說理論辯的方式，由大家的共識決定而行動，但也容許不同意見的人採用不同的行動方式。運動是在參加者以一種自願與互相配合的行動下發展。此次行動的大會有公推的兩位主持人，但只是為發言安排程序而已。運動沒有代表人，所以政府也無法找到具備代理人資格的人來談判，也不會由一、二代表來掌握運動的進程與目的。大會也沒有一個明確要達到的政治或政策上的目標而止。此次運動的唯一明確的目標是針對美國的經濟不平等的社會制度而行動。實現行動，即佔領華爾街即是目的，即是成功。雷格伯認為這是一種無政府主義式的公義行動。行動的組織和方式即是這種運動所要求成立的社會政治模式，即，一種公民直接參與的民主模式。參加者沒有也認為毋需一個特定的組織或領導人來指揮民眾的行動。一切問題或進一步的行動都由大會中人人提出建議，經過審議(deliberation)，取得共識，共同行動。

這種無政府主義模式自然受到各種批評與否定。其中最嚴重的是整個行動似乎沒有定出明確要達成的目的，因而也無法統合群眾，無法定出退場的時程或機制，如此很容易流於群龍無首，無了期的延蕩，難以爭取得具體的目的，以及適可而止地結束退場，成為日後進一步鞏固成果的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似乎最後也確是被政府強勢驅趕而「草草收場」。世界各地響應的佔領行動也如是，似乎反讓其他公民起而批評此一運動之不負責任，純屬搗亂破壞性的行動等。但是，這樣的一個運動，實已播下新的公民社會的種子，而這些種子發芽發花之後，人類社會或可以有一個全新面貌的民主自由的世界---一個不受資本主義控制的世界。

香港的第一次佔中(實質上只是佔領了香港匯豐銀行大樓的大堂)，最後也是受驅趕而草草結束，似乎沒有在香港社會中產生任何有力的回響。但香港第二次佔中卻真正實現出華爾街運動的模式，只是這一次不是為經濟的原因，而是直接為政治的民主而來。香港的佔中運動最初也類似地由三位不是政黨或圑體組織的人所發起，是三位不同職業的個人所共同提倡(所謂「佔中三子」)。他們針對的是北京對未來的香港政治制度中民主進程之限制和提出違反香港民意的決定。而在北京的人大基本法委員會成員來香港訪問意見交流時，香港已有相當強烈的民意反對香港政府所提的不實的報告書。有八十萬人自動站出來抗議，實可說代表了絕大部份香港人的心聲。香港民主派人士反對不民主的首長選舉自然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在議會外的實踐行動則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和民間的學民思潮兩個組織(所謂「雙學」)所代表的青年和大學生們所發動。學生以和平的公民抗命方式衝擊政府的體制和限制。由於人大在9月底最後公佈採用被香港人所否定的假普選的條款，因而引發學生與支持的人民大量湧現和包圍政府機關，要求人大更改2017年的特首選舉方法，同時要求香港政府重擬報告書，真實地反映香港的民意。但港府不斷表示不會更改，更派防暴警察強力圍堵和拘捕，因此激起更多民眾出來支持。最後由於抗議民眾太多而被迫溢出金鐘和附近的主要幹道，形成提早實質的佔領中環的行動。在此行動中，佔中三子和雙學雖有主持大會討論和採取行動的先鋒作用，但參加者各行各業都有，大部份不屬於這兩個學生為主的組織。大會仍然以人人平等，各人只代表自己的方式，進行審議和依共識而行動。因此，參加者內部也有各種不同聲音和拒絕為大會決議所代表的個人意見。學聯與學民思潮也有各自行動的表現。佔中行動後來更分支為旺角與銅鑼灣三地，雖然互相支援，但無任何統屬的關係。換言之，香港的佔中行動體現了一種水平式的政治參與方式，是一種平等的民主決策的模式。在此行動中，參與者的堅守和平行動的方式，高舉在手的雨傘，只為抵擋警方強力的催淚毒氣和傷人的胡椒噴霧器，而從不用以作為襲擊的武器；甚至日後受到多莫名其妙的群眾或黑道人物的挑釁，仍然不採取任何對抗的暴力。佔領行動如此高度自律的和平表現，贏得了更廣大的市民支持，更多市民參加實質的各種佔領行動。國際社會高度讚揚香港此一「雨傘革命」的和平公民抗命的運動。除了初起時香港政府以為可以用強力鎮壓的方式廹退學生與民眾，知道此種暴力鎮壓行動只會激起更大的反彈和更多人民對佔領行動的支持，因而採取一種冷處理的方式，漠視作為特首應有的行政責任，只表面敷衍拖延，冀由佔領引起社會的不便，引發市民反感，或引致經濟的損害，或兵老民乏時自動鳴金收兵。但佔領行動者卻築起大量的帳幕，日夜輪流守護和露宿路上。佔領者不但保持佔領區內清潔衛生，且保持區內秩序和安全，並無任何亂象發生。香港政府無法可施，又由私人公司入稟法院要求清理部份路面以利交通。在清場的那一天，眾多參加者和民主人士和平地任由警察拘捕，或集體前往警局自首，結束了七十多天的佔領運動。這次活動也沒有達成原擬的目的，由於沒有統一或一致行動的機制，後期人數日減，但雙學堅持不退，沒有明確的退場計劃和日期，確使得支持度降低，最後是借法庭判決部份行車路面清場，結束七十多天的佔領行動，改採流動的抗議方式，和進入社區散播民主經驗與理想，以為捲土重來的基層工作。有謂這次佔領行動似乎沒有成功，但由此而做成的民主理念的傳播，以及年青人的參與，已種下爭取真正民主的意識，成為香港日後政治發展的力量。

三、從華爾街佔領運動看未來的民主政治發展

佔領華爾街運動不但對美國社會有重要的意義，對人類社會往前發展政治制度的思考，也提供了很重要的啟示。就此運動本身的直接成果，似乎只傳遞了一個反抗美國式的自由民主體制，顯示出資本主義對民主政治有重大的控制或扭曲的作用。資本主義之宰制政治，在現行的西方流行的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的原則之下，民主政體實在無法抵禦。在此情況之下，每位公民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的參與實在很有限，而距離真正的公平公義的社會的實現，尚有很長遠和艱巨的歷程。在驅散之後，運動似乎銷聲匿跡了。但此運動顯然具有很重要和深遠的影響力。不但當時即取得美國和世界多個現代都市的響應與支持，其中的追求民主與自主的意識亦隨之而傳播，對美國的民主政治體制的發展會帶來重大的改變，在世界各地類似的共同佔領經驗中，參加者亦自然感染到追求民主和實行民主審議的真實性和可行性。在之後的各種社會政治運動中，佔領成為被採用的一種手段，以發出強力的抗議和訴求。香港佔領中環的雨傘運動是最受觸目的之一。這種民主的感染力相信會不斷發揮，在全球的追求民主、平等與公義的運動中將會日益普遍。如何避免1%的人運用各種優勢的能力和力量去宰控社會與政治，將是我們建立民主政治體制所必須加以考量和預防的重點。

這種和平佔領而又能實踐一種水平式的自治管理模式，揭示參加者實具備一種相當高度的民主素養，由此而構成一高質素的公民文化的表現。這種運動中的自由平等，隨時可以發表己見，平等分享共同的權力，使每個人的理性與情感都能盡情發揮，彼此雖有不同意見，但基本都願意在運動之主旨上互相協調，共同行動。這是近年學界所追求的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真實的實現。這裏實有一種既讓每個個體具有獨立的個體性，同時又具有團結互助的群體性。此中實有一種參加者共同的理想在內：共同為實現理想的民主體制而合作。進入這種運動的參加者也同時受到感染或教育，實有自我提升的自我要求。因此，這一運動對於提升一般民眾的民主的政治文化和質素實有巨大的功效。在此種自主互重而又講理的民主社群中，確實不需要外加的各種規範、控制或防制的機制，發生衝突或需要分擔的工作，可以由社群中人自行去協調解決。當一個社會整體的人口日漸具備更多如此的民主個體，則未來的社會體制自有重要的改變，應會在更多方面提供人民更多能力與發言權，真正達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民主的世界。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正視此種社群運作是否真能有效地實現於一個現代的城市，先不說更龐大複雜的現代國家。佔領華爾街運動基本上採用所要達成的社會政治模式來推動和發展運動社群中的各項事務，以具體呈現出此種理想的社群運作模式的可實行性。此無疑使運動同時是一個理想社會的實驗。但運動自身仍是一簡化的生活模式：如露宿、簡化的生活需求、主要工作是推行運動的事務，等等。但回到一常態的社群生活狀況，生活的多面向不容許我們長期處於一種簡化的構想。我們不但有各種個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的事務和要求，也得貢獻自己的勞力和生產，去換取生活的所需等，此時，沒有一些公共組織來執行個人之間，或個人群體之間，以及群體之間的各種利益分配，似難以達成。人生和社會之各種成長發展的協調和組織等，都需要有一些從上到下的指揮的組織結構，統合社群中人的力量，方能公平地實現和滿足每個人的合理需求。如此，社會上仍不免有所謂科層制度，有所謂分工合作的安排，並非可以全部用審議式民主來解決的。由特殊的政治目標組合成的社群運作，未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照搬。我認為此種共同審議合作的模式，應局限在公共事務上和政策性的課題上，讓共同體的政治權力真正為每位公民所共同分享，不再淪為只為1%的服務。事務性工作則分由不同的人按不同的職務工作來完成，公民才真能享受到合作的好處。由於電子通訊設備之普及，公民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實在非常快速方便，很有利公民作出審議討論的活動，且能達到即時的效果，審議式民主的運作確是可期的，因此，要實現此一理想並非不可能。

*本文原刊於《鵝湖月刊》第473期2015年1月之「中央觀察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