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價值中的民族與文化並立的意義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N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Traditional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

李瑞全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民族並不是一個首出的觀念。這並不是說中國傳統思想家不知道有民族的差異：中國文化自三代之前即有許多不同種族和文化的出現和不斷的融合發展。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用詞，都是指謂生活在中原周邊的不同民族。周人來自西邊的一個附屬的諸侯，以文王仁德之名號召各地諸侯，一戰而打敗紂王。周人取代商朝也可以說是一個較少的民族，打敗和取代了一個較繁富而人口遠為眾多的民族而成為天下的共主。周人把殷人分為三個諸侯國，並建立監督殷人的封國在殷人原來和周邊的土地上。孔子也自知是殷人之後，但對周人的文化最為稱頌，以為｢郁郁乎文哉」而從周。魯國是周人東來的統治集團的代表，但後來在魯國土地上也不再分誰是周人誰是殷人，後來更通稱為漢族。漢族實是一混合的民族。孔子的創見是明確地以文化來衡量種族間的差異，以文化消弭民族之間的區別性以至敵對性。文化是共同的創造，這是民族融和的最自然和平的方式。這表示在中國文化價值的層級中，文化是超出民族的界限的，也是跨民族而成為統一天下的義理根據。遠在秦漢大一統成立之前，如在春秋戰國之際，中國思想中的外王政治的構想，不止是儒家，諸子百家都不限於民族的立場，都是以普天下共為一體的跨民族的論述。不同民族的人民都具有同等的地位。天子是天下的共主，無分種族。在秦漢大一統之後，中國文化更明確地建立起天下的觀念。在人類歷史上，直到三百年前西方開始現代化為止，中國也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土地、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都是居先的。此所以中國直到清末，仍然是以天下的觀念來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完全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有以為這一方面是中國皇朝的自大，同時也是對現代世界的國家與國際關係的無知，因而在國際交涉上，屢屢吃虧。雖然一個國家以天下或文化作為標準固然可能產生嚴重的盲點，但卻也是人類在思想上，能超越民族的天生的血緣限制，總合為一家，以至和平共存在理念上的最後根據。

民族與文化實質上是不可分割的。構成一民族的兩大主要成素就是血緣與文化。民族與文化常是一種自然有機的組合。民族在原始的血緣生長發展中即由於所處的環境與資源運用，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和歷史。文化可說是一個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東西，包括它的語言、器具、食物、衣服、禮儀、生老病死的處理，以及家庭社會的組織、知識與政治的結構，和一切倫理道德價值、宗教信仰、與天地萬物的關係等價值在內。具體的器物很易讓人感到文化之差異。倫理價值等雖然不是具體的器物，但這些在具體器物之上無形的價值實具體地含藏在一個民族的具體生活和用品之中。它們的力量和影響力實遠大於任何這些個別器物或制度，因為，這是每個人生命的底層價值和依歸所在。器物制度很容易讓我們感到新奇，而含藏的價值觀和取向卻常使我們受到震動，也許更多時候是讓我們產排拒。不同的文化對於不同民族的人常構成文化震撼或打擊(cultural shock)，因為，文化觸動了我們生命的最核心的價值層次。文化也可以動搖我們對民族的同。我們會因為對某一文化的認同而放棄對自己文化和民族的認同。如果這種與不同文化的認同是向上提升的，則對生命自然有正面的功能。但放棄對自己民族的認同，也常引起生命內部的最深的不安或痛苦，生命或生活實難以安寧下去。民族的認同是每個人自我認同的重要的成份。生活在不能認同的文化，也常是在不同的民族社群中，會產生自我認同的痛苦，與社會和他人之間的嚴重疏離異化。此所以常有老來要告老還鄉，要回家鄉尋根的要求。而對一個民族這兩方面加以強力的改造或改變的極端行動，都是嚴重殘害這個民族之事：血緣的變更是滅絕種族的行為，撤換一個民族的文化則是殖民統治，即把另一民族的人視為次等的人民，剝奪這一民族的地位與尊嚴。在歷史上，這兩種情況都有許多不可接受的血淚殘殺的事件，對於任何民族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甚至在我們當前的世界中，只要看看中歐、中東、中非等地區，我們就知道地球上仍然充滿白熱化的文化戰爭，民族血洗的災難！如果我們不能撤底改變這種種民族與文化的衝突，世界和平永不可期。

回顧中國大陸與與台灣在近一百多年的政治發展中，其實也可以蓋括為民族與文化的腳步不一致的表現。首先是中國大一統的文化意識受到衝激，被西方的堅船利砲所摧毀。中華民族開始對數千年來賴以安身立命的天下文化，不斷受外部以至內部的強烈的批判，文化的生命日漸枯竭。清末比較先進的知識分子從西方學習到以民族主義來建立一個現代的國家，由此而改由民族作為國家的主要骨幹，為中華民族立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文化與歷史傳統也使中華民族所建立的現代化的國家是一多元民族的共和，而不是漢族的一族獨大，更沒有產生任何排斥其中較弱小的種族的血腥行動。但中國文化同時被視為中國落後的總根源，是要被改革以至全面否決的東西，知識分子要求以種種西方文化與思想作國立國的依據。這種為生民主命的知識分子的使命感，也是傳統儒家的核心價值。但在二十世紀的中知識分子中，卻成為最激烈反對自己文化的動力。中華民族是自己的民族分子要求和造成民族與文化的互相排斥，因而中國政治不斷震蕩。換言之，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之所以不斷前進後退，原地踏步，是民族與文化不能相協調，不能由文化自然生長出現代的民族國家。這是清末以來中國大地上發生的各種內部和外部激烈鬥爭的根源，也使中華民族在經過一百年之後，仍然在舉步維艱的局面。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者宣稱中華民族站起來了，但共產主義卻與中國文化水火不相容。台灣之統獨和省藉意識形態的對抗，卻成為一種民族不相容的變形。嚴格來說，除了極少數的原住民外，台灣的民族與文化都源自同一的中華民族，中國文化。這都可以說都是中華民族在西方強勢文化與列強巨大武力侵略之下所產生的民族與文化衝突的歷史的延續。

西方文化與武力在全球的擴張中不知消滅了多少少數民族與文化，直如摧枯拉朽。中華民族能經八國聯軍，日本侵華等強大暴力的多年侵略和殺戮仍然屹立不倒，可見中國文化與民族的強韌力量。中華民族在清末面臨西方列強入侵，意圖瓜分中國，摧毀中國傳統文化與殖民改造中華民族之民族性等事，實無時不在進行之中，中華民族實面臨三千年所未有的文化與民族滅絕之時。傳統知識分子未嘗不力求奮發，以禦外侮。但由於滿清以外族入主中原，實以民族主宰文化，對傳統儒家知識分子之關懷天下的內聖外王的實踐和抱負，不斷加以高壓和殺戮，中國文化只餘下對古典的餖丁考據，對世情國事既無了解，也無能為力，傳統士人為生民立命之志已被帝王所獨佔，儒士不是隱居求志就是屈志求仕，已無足以承當世運的人才。到清末，知識界已無見識與魄力，足以回應西方文化強力挑戰所產生的現代化危機。加以滿清皇朝腐敗無能，寧與外人不與家奴的心態，盡管對外不斷戰敗，割地賠款，仍不肯與國民共同改革，妄圖維持獨裁帝制，終至覆滅於辛亥革命為止。當時半途出家的知識分子，在文化上無知地走向激烈的西化，把西方的種種主義思想都視為可以救國救民的靈丹，引領青年學子全面反對自己的文化。結果在中國大地上成立了一個民族國家，但上層的統治者和社會中主流的知識分子卻是從傳統出來又激烈反對傳統文化的西化派的知識分子。國名上改了民主共和，但實質上仍然是一人一黨專政。中國政治與文化要走上現代化，仍然腳步維艱，在過程上常反覆搖擺不定，民初之復辟與軍閥亂政層出不窮。此所以民初新一代儒者不但要抗拒內外各種批評與攻擊，更要堅負傳統儒家之使命，為國家與民生尋求出路。中華民族的文化生命力自孔子之後，經數代的儒者之教育與傳播，到漢代已深植在中國人的生活與生命之中，幾乎可以說，除非是中華民族滅絕了，否則中國文化永遠不會消失。中國文化也永遠護持中華民族的生命，追求生生不已的發展。

儒者對清末以來各種之政治與文化現象之反省，可以以業師唐君毅先生從民族與文化的角度評析清末太平天國與曾國藩之湘軍對抗為例。唐先生的洞見是認為這是民族與文化衝突的戰爭，即在國家建造上未能兩條腿走路所致。太平天國高舉民族主義旗幟，反對滿清之外族統治。但太平天國以基督教為國教，領導者自視為天主的兒子，僅次於耶穌基督，不但以基督教為國教，同時激烈反對中國文化。曾國藩則以守護鄉土，保存中國文化與價值為己任，反對破壞傳統文化的太平天國。此一戰事，不諦是漢民族之內戰。結果是兩敗俱傷：太平天國很快就敗亡，中國文化得以保存，但湘軍的勝利卻鞏固了滿族之統治，也使中國文化繼續受到壓抑，日後更無力回應更強勢和更有力量的西方文化與宗教之入侵，終至淪為次殖民地的國家，任由西方列強甚至日本予取予携，任人宰割，而滿清亦終於覆亡。因此，當代新儒家強調建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以保種保國，但同時要求以中國文化為主體，反對全盤西化、俄化、天主教化和西方個人主義式之自由化。此牟師宗三先生所謂儒家在台灣之四面作戰的具體實況，也反映出當代新儒家堅持民族與文化並立，民族與文化兩條腿走路的健康和合理的發展。但當代新儒家所指的民族已不限於漢族之一族獨大，而是支持五族以至百族的共和。當化新儒家諸位先生也不以為中國文化可以守舊不變，中國文化也要學習其他文化的優點，轉化和提升自己的文化質素與內涵。具體言之，當代儒者都主張建立獨立的國家，也主張中國文化在社會政治經濟上進行現代化，但必定堅持保存中國文化之核心價值，包括重視個人之修德實踐，與對家人、社會、國家之共生互動與深切關懷，建立尊重個體和保障人民生命的民主政治與社會體制，保持和追求與天地萬物一體為仁的價值。簡言之，當代新儒家所提出的哲學與文化的現代化，即民族與文化都要與時並進，發展出尊重世界各民族和文化，以及可以和世界各國平等對待的體制，人類與天地萬物可以共生共存，可以悠遊天地的理想。

在中國文化歷史中，向來把蒙古人統治中原的一段期間，視為中國歷史中的一朝，與其他漢唐宋明無別。但近來西方有學者認為元朝在中國其實是建立一蒙古王朝的殖民地，並不是中國歷史的一部份。這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時的目的固是擴張自己民族的勢力和利益，因而把其他民族視為低自己一或多等的被統治者(儒者更被貶為第九等，因而有臭老九的污名化)。但中原文化卻把蒙古人轉化為中華民族的一員。這種轉化在南北朝時代實已不斷進行，中華民族實先後同化了歷史上許多治中國全部或部份的外族，而維持了中國文化的傳統與持續的發展。強大的蒙古人進入中原，也被漢化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明朝以漢人為主力的新王朝，也沒有把蒙古人趕盡殺絕，甚致沒有反歧視的措施，把不可一世的統治種族反過來打壓為次等民族之類的措施。明代儒學特別發達，不但沒有民族區隔之類的言論，甚至提倡三教合一，無分種族與文化之差異，追求天下太平，和平和諧並存。這是中國文化的融和力量，和消弭種族區別的精神，其中孕育了一種強大的民族或超民族的生命力。中華文化與中華民族能屹立數千年，是古代文明中極少數能繼續發展與發揚文化，所賴的正是這樣的一種巨大的生命力。這在中國大陸經歷共產主義統治之下，傳統文化雖屢受點名批判與強力打擊，儒家式的知識分子在大陸上幾消聲匿跡，卻仍然生存在民間日常生活之中，家庭倫常的價值，立己立人、人溺己溺的精神，並沒有被消滅。儒家文化不但已被認可是二十世紀東亞經濟發展奇跡的動力和價值所在，相當於基教教之新教倫理支持西方現代化的表現，這也是近年中國經濟社會復興的巨大的支持力量。

由於儒家不是任何形式意義的宗教，沒有宗教之教派與排斥異教之內部要求，中國文化同時也超乎民族利益的立場，甚致超乎文化價值的獨佔性，強調尊重所有人的生命與全體和諧共存，因而可以對民族與民族、國與國、文化與文化之間的衝突，有調和化解的功能，對世界和平與大同社會的實現，將會有更進一步的貢獻。這正是明儒羅近溪所謂孔子公案，使人人得以安身立命，家家均能頤養天年，天下太平，這是儒者所必有的深情大願。雖然民族與文化之衝突不斷，似無了期，但只要人類生命不斷，有志者接蹱而起，則孔子之公案亦終可了也。

作者按：作者按：此為刊於《鵝湖月刊》第471號2014年9月之<中央觀察站>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