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民主與民族之內在張力

The Ideology of Modern National State：The Tens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Nationalism

李瑞全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相對於中西文化傳統政治的模式，現代國家的標誌是民主政制。民主的重要意義是在於國家的主權是人民所平等和共同分享的。沒有一黨一族，更沒有一家一人可以獨裁主宰一國之人民。而在國際之交往，民主也常是一個指標暗含在各種政治折衝和互相對待的行動之中。作為民主國家與盟友，歐盟雖與美國有許多分歧，且近二十年已有足夠的政治與經濟的獨立性，但在回應與第二或第三世界，甚致第四世界的事務時，特別是針對俄羅斯與中國，歐盟多少總是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民主所意涵的人權與民權等用於國際上也應是一視同仁的。大國宰制小國是侵犯主權有違公義的行為，此亦是國際共認的普遍的政治原則。但現代國家也同時是一民族國家(nation, nation state等都明顯是由民族而來之詞)。現代國家也就是民族國家。而民族卻常是以自己民族之利益為先，也常是排外的。歷史上，建立起民主體制的歐洲民族國家，在強大後往往把別人的民族國家以至種族滅絕！這是現代化中的一個人間悲劇的根源。現代國家可以名正言順以自己國家之利益為絕對的優先，不容其他國家侵犯。此如美國總統在參與全球保護環境問題時，拒絕任何提及改善美國國內在生活上或生產上的不環保反環保的情況，認為這是美國的主權所在，完全沒有任何討價還價之餘地。甚致在一國之內，如果有不同種族，內部的鬥爭之激烈，常不下於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民主人權等都被置於考量之外。在民族主義之下，民主常被犧牲。這是現代民族國家所內含的張力和限制。中華民族在過去一百多年間所努力成立的現代國家，實含有此一張力在內。這種張力不但在國際政治上方興未艾，此一現狀也同時反映在大陸與台灣的政治發展上。以下先論中華民族在近百年的總體狀況。

清末面臨西方列強入侵，意圖瓜分中原大地，中華民族面臨所謂三千年未有的變局之時，傳統知識分子未嘗不力求奮發，以禦外侮。但滿清皇朝腐敗無知，更有寧與外人不與家奴的種族心態，盡管對外割地賠款，仍不肯改革，推行民主，妄圖維持滿族的獨裁帝制，終至辛亥革命被推翻為止。但中國在國名上改了民主共和，不表示中華民族已經站了起來。因為世界強權仍在虎視眈眈，各國為了自己國家利益，只要有機會仍要運用各種力量來宰制中華民族。中國要走上現代化，仍然有很長的路，而且腳步艱鉅，反覆搖擺不定，復辟與軍閥亂政層出不窮。沒有相應的民主政治文化，一紙民主憲政並不能抵擋得住各種獨裁者與政黨的暴力統治與霸佔權力的野心與操控。民初知識分子紛紛為民請命，拼命學習西方各種主義以救中國，甚至盲目批判傳統，或全盤西化，以為如此方可解救中國與人民。此時，新一代儒者不但要抗拒內外各種批評與攻擊，更要堅負傳統儒家之使命，苦學深思以為國家與民生尋求出路。

儒者參考西方過去三百年的歷史發展，見出歐洲各民族紛紛建國，牟師宗三先生借用黑格爾之說：一個民族沒有建立起國家就是沒有真正的客觀化，即是沒有在地球上獨立起來，為救急存亡，因而支持中國現代化的一步是自覺地建立一個民族國家。中國過去的外王觀念是以天下為核心的。孔子不曾自以為是殷人的後代而要恢服殷朝的統治；也不因為是生於魯，是父母之國，而必要為魯國服務。孔子周遊列國時，無分彼此，只希望有諸侯能推行王道禮治，希望所輔助的國家或諸侯能成為天下的共主。這是全心全意為全人類全民請命的政治取向。戰國時代，各國的知識分子也都不會因自己出身的國家或地方而只為自己祖家效忠，只要能申展自己的理想抱負的諸侯王國願意接受，都可以去投效。當時列個諸侯也都來者不拒，也只問所提出的方案是否能為自己強國以霸天下。秦始皇大概是第一個懷疑不是秦國人就有貮心的中國大皇帝。在中國傳統理念中，無垠的大地是天下，沒有種族國界之分。這是中國傳統中對天下的基本觀念，大皇帝都是天子，不是一國之君。所以，當清朝對外接觸時都把他國看成是夷蠻，使者都是要來朝貢的，似乎是自大之極，但實有天下一家的背景，但也因不懂現代國際之間的國與國的權利義務的折衝，吃盡苦虧。

回到民族建國的課題。歐洲在十七、十八世紀經由各民族的鬥爭與競爭，建立起以各自的民族為核心的現代國家，打破大一統的帝國，可說是把各不同的民族和力量解放出來，形成激烈的競爭和煥發出巨大的生產力和建設力。現代國家就是民族國家，為了民族擴展，加上工業革命，各國國力大增，科技進步，於是開始了近三百年的征服世界的霸權主義。但中國到清朝還是自為是天下中心，沒有與其他國家站在國與國之間的交往的概念，諸如沒有為四周的藩屬國家(也可說結盟的國家)作出屏障和保護，任由西方強國去侵凌，紛紛被列強分割為各自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當然，以當時中西國家力量以及西方霸權主義之流行而言，中國縱使想想保護周邊的更弱小的傳統國家，恐怕也無能為力。而在中國內部，固然是由於滿清之腐敗，滿人以獨裁帝制統治臣民，自別於國內其他民族，沒有也不能團結境內的人民，中國人民宛如一盤散沙，意志與力量都不能集中，因而被西方列強一敗再敗，陷於被全面分割的地埗。事實上，當時周邊的東北、台灣、香港和澳門等都已被分割，成為日後列強和日本全面入侵中原的基地。清朝的腐敗終於迫出了以五族共和為號召的中華民國。此種民族共融不分固然與中原幾千年來不斷的種族融合的歷史發展有關(清朝中葉開拓西北實為時不久，也產生今日的種族問題)，而中華民族的包容性使這一階段的建國沒有引起內部的民族戰爭，由此而免掉的人間災難，實不可低估。我們只要看看中歐近二十年由於分裂而來的民族建國和所發生的種族間的慘烈的屠殺，即知道民族主義的排外性所會引發的暴力和難以磨滅的仇恨，就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中「夷狄之(來)中國則中國之」的寬容與融和的文化態度，所消弭的原始的民族暴力的重要的文化價值。

經過一百多年的強權侵略的痛苦教訓，中華民族總算成立了一個現代意義的國家。但卻也同時有了兩個不同的政權。當然，包括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諸位先生並沒有忘記儒家的理想仍是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建立民族國家只是一個階段。在當前的世界情況之下，民族國家仍然是主流現象，或是最基本的形式，儒家的天下的概念是否無用或過時了呢？相對於西方的歷史發展所表現的統一與分裂的情況，康德即曾指出，如果不能在國與國之間建立一足以維持和平共存的組織，世界的永久和平實不可期待。(康德所意想的不是當前毫無真正力量的聯合國。)中國傳統的大一統精神並不是由中央政府大權獨攬式的統治，而是以天子為共主，天下則由各地方諸侯王國各自分治的理念。當然，在歷史現實上，大皇帝自不能容忍不受命令的地方強權。縱使在高度尊崇儒者的宋朝，大宋皇帝仍然是中央集權，帝權不容觸犯仍然是最嚴厲的界線，更不要說在其他入侵中原的異族或高度獨裁者的心中，地方勢力，縱使是原來同源於一家的，都得滅之而後安。此所以獨裁的政權，絕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縱有開放的治權，如以舉賢能或公開取士等，都不能觸動政權的獨佔性。自王莽藉禪讓篡漢之後，儒家最高的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已被帝權所封鎖，儒家之志士仁人只能在王權之下冒身敗名裂，三族以至十族被誅的惡運來為生民請命。歷史血淚斑斑，生民不得立命，這自是當代新儒家所切切於心，所以支持民主政體的仁心要求。但是，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不是無根的烏托邦，而是解決民族國家的困境與建立永久和平的重要架構。

就民族國家來說，血緣與文化是構成民族的兩大成素。血緣是第一性，文化是人類的第二天性。文化和生活是我們的人格同一性和自我認同的基礎。如果你不知自己祖先是誰，自然會產生深刻的自我認同失落的痛苦。此所以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有尋根之潮。同樣，如果你喪失自己的文化認同的依據，你的生命與價值會變成浮游無根，這是對一個人的自我最嚴重的傷害：猶如使你住在一個異化的文化環境之中，社群中人人人皆是陌生人，以至人人都是敵人，人生如孤島，生命無路可通。血緣與文化都是構成民族國家的主要因素，但也是引發種族屠殺和宗教戰爭的根源。宗教常構成文化與價值的取向的核心，宗教之間的敵對也表現為文化的衝突。這種文化衝突實不容易化解。中東地區的文化衝突實是中世紀宗教戰爭的現代版。文化戰爭的激烈和慘重，並不比種族戰爭稍減殘暴。而此兩者常是不可分的現象：種族分隔也常是文化與宗教分隔的界線。如果我們記取人類歷史上人為製造的種族屠殺，縱使不是明顯大量進行的屠殺而只是種種種族壓迫的慘劇，都應當知道不管是內部或外部採取種族分裂的政策，如納粹黨之亞里安族與猶太人，以致種族內部的分割的制度，如印度之種性階級制度等，都是殘害生民的歷史罪人。這種歧視與霸權，甚致對當權的一族也是一種無可補償的傷害。

地球不是為任何一個民族而存在，土地也不可能由任何國家或民族所獨佔。不同種族可以組成共同的國家，同一民族也可以組成不同的國家。民族不可以是國家的界線。排外式的民族觀念更不可以成為國家的界線，它會使土地成為獨佔，必終結於種族清洗而自以為勝利的慘劇。從儒家的天下一家的觀點來看，民族國家的出現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階段。它有歷史的階段作用。但國家歷史不能止於此。人類必須進至天下一家才真有永久的和平。民族國家之不會是人類發展的終極是因為民族國家必定以自己國家利益為優先。如果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為優先，如美國，縱使是自由民主的國家，也會對其他國家和人民，如美國製造藉口入侵伊拉克，以致對天地萬物，如美國繼續大量消耗石化能源，不顧地球暖化的傷害，產生無窮和不合理的不公義的傷害。但是很不幸，國家利益成為現代世界的政治教條。美國在小布殊總統之下所實行的霸權式的單邊主義，片面不遵守京都協議書之公約之事，都是假美國國家利益為詞的不公不義的行為。可悲的是美國人民也泰半接受這是國家政策理所當然的合理方式，繼續支持小布殊連選連任。由此可見民族國家的潛意識中所具有的讓人違背人道人性的惡性，會讓人看不到迫害其他民族與國家的不公不義行為，還自以為是合理的行動。以地球之為一共同生活體和人類血緣如此相近，生活如此密切，環境變化如此息息相關，民族國家式的思考方式必將終結，也必須終結，否則，人類將面臨各種資源爭奪而你死我活，最後只能以最野蠻的戰爭方式解決。這自是人類還有一點理性反省能力所不能接受的方式。

當我們回顧二次大戰之後，在朝向世界和平的努力上，歐盟的建立，實在示範了各民族可以在千多年的戰爭仇恨之下作出和解，一步步建立一個不同民族相安無事、和平共存、經擠共榮的共同體。當年發動建立歐盟的德法政治上的領導人是二十世紀中具有真正遠見和偉大心胸的政治家。反觀今天以色列還不斷以暴力控制加薩地帶的巴勒斯坦人，以求自安的方式，只能無限期把種族的仇恨與鬥爭延續下去，不知伊於胡底。巴勒斯坦人固然常慘遭殺害，以色列人也難以安居樂業得下來。這是以種族區隔在政治上難以善了的結果。事實上，歐盟在對扶助落後國家以及環境的改善和發展，所表現的善意與實質的資助遠在其他國家之上。對諸如減低環境污染、全球暖化等全球性的問題，也貢獻最多。以歐盟跨越狹隘的民族觀念來建構全球政治，再進一步的推展，建立跨國跨民族的民主聯盟，民主無界線，可以真是天下一家的基礎。基本上，以人道為基礎，以保護每個人的生命為界限，通過政治上的互相尊重，文化的融合(內含文化多元)，是實現天下一家的起點。

作者按：此為刊於《鵝湖月刊》第469號2014年7月之<中央觀察站>文稿，略調整了一些語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