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之黑暗面：台灣捷運喋血案之文化反思

李瑞全

一、罪犯與無理殺人事件：現代化的後遺症

 現代社會生活緊迫，人際交往頻繁複雜，罪案幾乎是少不了的。儒家所理想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少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終」的平安祥和的大同世界，更難以達成。暴力在生活資源短缺的地方固然不免，但犯罪率在經濟發達的地方也很高。在一個原本興旺的都市開始沒落時，則罪案更會明顯飊升，此如數十年前美國的汽車重鎮底特律即如此。但這種社會罪案還可說可以理解，因為生活艱困，食宿無着，不少良民也為了自己和家人的溫飽和生存，不得不挺而走險。但現代社會實有另類的人生意義的危機，產生一些難以理解的犯罪。在美國常不時發生一些無目的隨意槍殺周邊毫不相干的人，近年特別多是年青的大、中學生，他們平常似乎很正常，學業並不壞，也不是因為仇恨或要搶劫，而只是忽然拿槍在住所鄰近、校園、公共場所等隨意掃射。這些人並不是精神病患，平常也看似和平理性，或間有孤僻的表現，但都不讓人感到會有殺人行為的人。當然也有說這是一種心理病或反社會病態，但他們的共同特徵恐怕是與社會嚴重疏離，且情緒忽然爆發。這是現代社會龐大的政經結構，讓一些人有嚴重的無力感，價值空虛，沒有理想，生活沒方向，對與社會疏離，生命沒有目標，平常也許是賴一些機械式的工作，上課上班，打電玩，等等，以維持日復一日無聊乏味的重複活動或動作。一旦這種生命完全缺乏價值的感受湧上來，就會發狂似的發洩在傷害其他人的行動上。這不是一般所謂反社會行為的表現，因為，這些人的行動不是針對作何人或制度，也不是要推翻社會的什麼不公平的制度，而受傷害的人根本沒有什麼特定性或代表性。這是一種隨機殺人式的行為。

這種情況在亞洲社會中還不常見。日本可能是最早和最多發生的地區。此或因日本已相當高度的現代化，而在過去近三十年經濟在不死不活中悶燒，恐怕做成許多人嚴重的無力感，而日本西化走得較早，雖然尚保有相當的大和民族的文化，但生活基本上是小家庭形式，而夫婦都有職業或工作，平常親子關係也日漸疏遠。龐大而又無法轉動的社會，使個人感到嚴重的無力，因此，個人在面對這種生命嚴重無聊感與失落時，類似反社會的行為即出現。但日本還是較少出現，或可能是傳統的文化價值仍有一種保護和摒障的作用，所以，情況不像美國的嚴重。

 在捷運殺人事件未發生之前，這一類的事件在台灣從未出現。前此一個找不到工作的人，隨便殺了一個小童，居然是為了一方面相信在台灣不會判死刑，而被判坐牢之後可以不用找工作而有牢飯可吃！這可說是接近對生活無望無助的表現。行凶者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事，目的為何，只是選取一種似乎極為愚眛而又使人憤怒的濫殺無辜的手段。雖然這樣的行為已讓覺得行凶者實近乎以白痴的方法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又嚴重傷害了一個無辜生命和一家人。最近更讓人震驚的是捷運隨意殺死殺傷多人的事件，行凶者好像只是想自殺又不敢，因而想出如此殺人以被判死刑了結生命。這都可說是匪夷所思的犯罪事件。這些事件實揭露出台灣社會已陷入另一種現代社會的危機。

二、社會失調與家庭失調

  西方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色是以個人為單位，直接與國家或公共社會產生關係，家庭幾乎是無關重要的。因此，如果發生問題，個人必須自行解決。國家或政府也以尊重個人權利與自主而不容其他人，包括家庭介入。此在許多社會或法律問題上的處理方式都如此。但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家庭是社會的一個重要的單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此如在醫療決定上，家庭的參與被普遍認可。這固然可能產生個人的自由或自決受到影響，甚至扭曲，但也發揮重要的摒障作用，使個人不至赤裸裸面對龐大且常不理會個別差異和人情冷漠的政府機構，不至常有孤立無援的無力感。在傳統社會中，家庭常是一個人在外失意失落時最重要的心理與生存倚賴的堡壘。現代的中國社會和受中國傳統影響之下的社會中，家庭仍有很重要的功能，不但是穩定社會的一個重要力量，也是保護涵育個人的重要單位。雖然儒家重視家庭，但不會以家庭為最後的單位，而必定聯繫到社會，國家與天下。縱使在國不成國或天下大亂之時，家庭仍然是生命所能寄托的價值所在，不致於茫茫然而不知所歸。在台灣社會中，家庭的屏障保護作用仍然相當強，因此，比較不容易出現類似上述西方現代社會中無目的濫殺無辜的情況。

 但是，如果外在環境惡化，家庭生產主力失業，或投資失敗負債鉅大，或社會政治體制不能回應人民生活無著的迫切需求，甚致家庭也淪為無力無以生存的時候，個人與家庭可能都不得善終，此如台灣近年不時發生的一家人燒炭自殺，即是家庭失去屏障家人的功能。父母在幾經掙扎而無法解決，一同走卜黃泉路，斷絕了子女未來的生存固然令人遺憾，但父母子女一體之感實使父母不忍留下子女遭受更不堪的生存境況，因而生死不分，一同離開人世，實是人間最悲痛的慘劇！當父母不幸以自盡解決生命的困難，不能信任留下的子女可得到社會或國家的照護，人間實已成煉獄！此孟子所嚴厲指斥自私的獨裁統治者之：不能使人民「養生喪死無憾」，造成每個人每個家庭所最苦而無告的境況，是統治者最大的罪惡。這是現代社會中，任何當政者所應深切反省和自我要求的倫理與道德責任。事實上，作為擁有國家主權的一分子，我們每個人都應為國家訂下一條使個人每個家都可以「養生喪死無憾」的底線，在客觀制度上保障無辜的生命，特別是幼弱的兒童與青少年，得到必要的教育與成長的保護和需求。以台灣的發展水平，還有此類的人間悲刻的不幸情況出現，實有人謀不臧的缺失，作為共同生活的社群，彼此有互助的義務，不可輕言事不關己。如何創建現代及未來人類地球村式的社群或道德社群的生活，尚需有遠見的智慧和制度的建設。

 上述只是一般社會不景氣出現的後果之一。民生開始有困難，因而不少人會挺而走險，或因投資失敗而負債到走頭無路而發生的悲劇。這是現代社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不時出現的現象。但走到類似當前的捷運隨機殺人的事件，現代社會中另一更深刻的生命危機才浮出世面。這是生命開始感到徹底的失落，個人就像處於與一切人都毫不相干的狀態，而心底卻實有無窮的孤立無援的隱痛，或者連生命的隱痛好像都沒有了，有如儒者所謂麻木不仁，對自己的生命都無感覺的樣子。在二十世紀中葉，西方存在主義已描述西方的現代社會中，人人都是社會的異鄉人，或是與一切都割斷聯繫的孤島，走不出無盡無形的孤獨的網，吶喊都沒有回音的死寂，人人深心中都像是怖慄以至於死。在此中的人可以發生的反動可能有多種，或有忽然破除自我而成大我，大澈大悟的歸宗於無限的宗教，如齊克果。但眾多凡生則或是鬱鬱以終，或如行屍走肉，了無生趣。嚴重的則是由於某一偶然的激憤而與世界徹底破裂，視一切他者都是可憎可惡之物，必痛擊之、毀滅之而後快。行凶者實也無所謂快感，只是生物性的無意義的躁動。這可說是由生命的徹底虛無而來的生命的反動。行凶者難說是有殺人之愉悅，也無任何傷人之懊悔，宛似極冷血的動物，一切可謂無動於衷。「哀莫大於心死」的狀態或稍近之。這是我們的文化已喪失去了調節生命的機能，社會政治體制已相對這些個人成為不可動移而又無所不在的鐵籠，家庭也不再提供可以舒減虛無和賦與親情和感動的居所。家也是一疏離的鐵籠。這是一無居所的生命：在世界上只是遊魂。此種生命本身即是極度的苦悶和痛苦。

 現代化固然讓人類走出傳統社會的各種束縛，讓每個人的心靈得到解放。但現代化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卻同時割裂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性。產生諸多所謂現代性的黑暗面。西方現代化的發展，使個人主義式的社會成為基調。資本主義式的市場和生產工作，一方面使人可以脫離家庭獨立自存，也因此侵蝕了家庭的親密生活，而夫妻都必須任職的生存條件更讓家只成偶然寄居的地方，父母子女都各自有所忙，生活與生命的交集日益短少。生命的疏離已延伸到最親密的家庭生活。沒有互相關切的聯繫，生命不免流於感性式的浪漫或狂動。同居而不結婚成為常態，傳統家庭在西方早已成為過去式。家庭責任成為沈重的壓力，沒有人願意承擔。單親漸成多數。理性只能流於表面的數字或計量，不再肩負生命的理想。這是個人主義與經驗主義結合所成的「無體、無理、無力」的世界。當生命力旺盛，有無限的體力之時，生命尚可以往前衝，似乎有無限的開創的可能性。由於缺乏理想性與親密感通，工作上的進取只是盲目意志的操弄，追逐於操弄世界，操弄一切人與物：追求世界隨自己意志而轉動的快感。但縱使成功，只能維持一種感性的快感。生物性的強度總會下降而趨向歸零。年老力衰，回頭只是重重的孤寂與空虛。西方文化，除了宗教之外，無法再予個人的生命真正的歸宿。不但「上帝已死」，「人已死」，因為普遍的意義與價值已無存，人是沒有主體的軀殼，因而也無人與人可藉以感通的橋樑。沒有能相互感通的主體，心靈無着，所留存的宛似都是「非人」。非人之人只能逐物以至於死。

 從社會現代化的深度來看，政府在捷運喋血之後所作的加強保安巡邏，只是一種治標式的符號，實不真正相應問題的根源來作解決。這個問題是人人心中都有所憂懼，但卻無法確定傷害將從何而來。此正是生命之莫名恐懼而與社會疏離的情狀。某個人的驚恐即會引發群體的慌亂，再多的警力恐怕都無法化解。社會需要的是一種可以互相信賴而又安可以全出入的公共空間。由於人心不可能長期在拉滿張力的情況之下存在，慢慢人們或許淡忘了這種驚弓之鳥的惶恐而回復之前的各不相干的狀態。但這只是把我們的恐慌掩藏在現代社會中的各種疏離和無奈的意識之下。民眾對社會的無力感只會有增無減。

  在現代社會中，心靈所最需求的是安頓，而這需要我們能在這個社會中安身立命。在此，我們有公私內外範圍的安頓和保障的需求。內在的是家庭的團結和感通，外在的是公共空間的安全和開放。

三、跨越西方現代性黑暗面的可能性

  現代世界最嚴重的後遺症是我們不能維持人與人之間的親和關係，甚至不能維持和保有我們與生俱來的與家人之間的親密性。首先，現代化的生活減弱的是家人之間的自然的親密性、同一性與認同感。夫妻之離離合合不定，子女焉能建立得起定常而又親密的關係。兄弟姊妹只是偶然相聚，明天路上相逢不相識。感情無着只能寄情於物質，只能狂玩電玩，消滅敵人成為消遣的數字。從學校到社會都盡是路人，社會人際間的親和感與信任感根本建立不起來，遑論喪失。在一般情況之下，兒童與父母通常還能保有一定的親密感。當然在一些父母離異，虐孩，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小孩一般都較有情緒問題。有不少研究證實這些小孩在學校成績和人際關係中都比較低落和容易有偏差。在學校和同儕中的失落和挫敗，又會有情緒更不穩定的惡性循環。但在西方現代化社會，高中及高中以後，青少年都開始與家人疏遠，也常要獨自面對一切生活、學習或工作的問題。如果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親子接觸減少，父母子女之間的互相認同感也會減弱，以至在各種內外壓力之下而互相衝突。因而，家庭反成自我失落之地。當在外讀書或工作時，碰上經濟不景氣，年青人自然會受到比較多的挫折和更強烈地感到生活的壓力。

  公共空間的安全與開放，是政府的責任。社會的第一道防線是社會安全，不會有暴力和犯罪的發生。當暴力出現時，維持社會安全的力量即要作出鎮壓。這不一定是指代表公權力的軍警武力，更重要的是民眾的互相支援，團結合力對抗暴力。軍警不可能無所不在，所遺留的管不到的空間可謂無限大。只有每個人都隨時隨地幫助有需要的人，特別是抵抗暴力的傷害，也相信其他人也是無時無刻地幫助他人時，我們才真正得到安全的公共空間。安全與開放並非只是指有形的警力的存在。我們需要建立的是安全空間的公共概念，即人人相信其他人都知道和願意維持公共空間的安全。這樣，公共空間才真能被支持和維持下來。如果人人只求自己的安全，無視他人的安全受到威脅和侵犯，我們也無法有任何個人自己可以安全的空間。甚至連家庭內的生活空間的安全也可以受到窃匪而破壞，被偷窃過的家永遠都有再被侵入的可能，心靈可能永遠無法平伏。政府不但要能展示維持安全的能力，也要有確保犯罪行為得到公正的制裁。人民所要求的是心靈的安全感。

  政府除了維持法治之外，在施政上應多推動以家庭為單位的政策。如長期照護應結合社會與家人，稅制多有利於家庭的扶養責任，推動親子之文康活動，支持家庭的和諧與參與各項公共空間的活動。影響家庭關係最重大的地方是親子在日常缺乏親和互動的時間與空間。此在改善幼兒之照顧，中小學教育之鬆縛，十二年國教應讓學生有更大的空間自由學習和發揮，而不是強化各級各科考試的壓力，評核只是作為水準的評估，取消淘汰式的考試競爭。台灣如此激烈的考試競爭是現代社會中效率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凌駕在目的理性或實踐理性的地位，考試效率(答題答得最多最快)最代了教育使兒童少年在身心上健康成長的教育目的，可以說是做成台灣青少年不但健康變壞，進到大學更把多年的考試壓力變成厭惡學習，大學只是混四年，渾渾噩噩，生命與生活日漸失落。所以，中小學教育應讓學生有更多時間自由結合，進行群體合作，參加公益工作，鼓勵親子之間更多互動和互相了解。現代社會需要學校要成為學生的第二個家，提供學生在家庭失效時的一個重要的親密團體的堡壘。

  重建學校作為一個自由發展與關懷群伴的教育場所，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敬業樂群，有通博的知識和自立的人格，發揮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回復與家人、社會、動植物和宇宙結合成一體，同情共感，這是回應現代化的負面後果的一個終極的方法。

後記

本文發表於鵝湖月刊第468期2014年6月號之中央觀察站文稿，同時被列為鵝湖論壇之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