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教育之未來

台灣大學教育之未來

李瑞全教授

中國哲學研究中心

台灣在過去三十年，可說一直都在吃蔣經國建設台灣為四小龍之一的老本，在經濟上沒有任何發展，目前不但已居當年四小龍之末，甚至在經濟發展的課題上已不在世界研究討論之列。台灣的薪資實質上倒退了近20年，證明台灣已走到當年四小虎的後殿，再往下恐怕將淪為有待發展的地區之列了。我們只要看看台灣發展最重要的人材和人材培養機構的工資，大學教授的工資情況就可以知道了：二十年前，台灣大學教授的工資是香港的四份之一，現在仍然只是四份之一；台灣教授的工資曾超過韓國，現在已只有韓國同級教授的二份之一。韓國曾經陷於瀕臨破產的極限，但現在不但在經濟發展上已遠遠過台灣，直追日本，在三C產品上有足以與日本和美國龍頭競爭的實力，在文化創新和產業上可說已壟斷了東亞和東南亞的市場，完全取代了之前的香港和台灣的地位。台灣更是韓國文化的消費地。這表示台灣不但在經濟上日漸落後，在文化與生產創意與成效上都已淹淹一息。這種現實所顯示的是台灣在過去三十年不但在政治上不斷的消耗時間與力量，在育成新產業上掛零，更嚴重的在培養人才上喪失了競爭力。這正是當前台灣的大學教育所面臨的根本問題。

台灣大學教育出現問題的一個重要的開端是當年李登輝主政時所進行的憲法的修訂。李登輝除了激化台灣的省藉對立，因而催生了去中國化的文化自我殖民的嚴重傷害台灣文化根本的政策之外，對台灣教育所發展做成的重大傷害是修改憲法的教育條款，大刀濶斧削減教育經費。鞗改憲法時口口聲說以後的教育經費只會多不會少，但此後，台灣的教育經費可謂年年被削減，佔國家生產總值每況愈下。現在已基本上落後於全世界一般的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舉我切身所知的一,例來說。從二十年前一個哲學研究所每年有約一百多萬的行政和圖書費減至不到二十萬。國家與學校基本上不能提供研究生可以無需憂慮地生活的費用以全心全力去進行研究，也沒有足夠的圖書設備可以讓學生自由研習。由於經濟停滯與生活和學雜費不斷提高，國家提供給學生的教育經費資助嚴重不足。一般在學校工讀或兼任系所的工讀工作，都只有3500元一個月，而且因為學校能提供這種持同學的工讀經費極少(美其名為平等主義)，學生不能再多兼任其他工讀工作。但以如此低的工資，根本上不足以支持一個學生的生活等費用，因此，除非家庭能全力支持，絕大部份大學生與研究生幾乎都不得不在校內校外做工讀生，根本上沒有時間與專注力放在專業與廣博學習之中，對於在大學教育過程中所應有的研習和課業都是敷衍了事，不但基本的知識不足，更談不上有任何創造力和創造力的培育可言。教育投資是一個社會真正重要和有長遠以至巨大效益的投資，人才是社會的真正資本，其他都只是表面和空泛的說詞。

長期以來，台灣鼓吹和負責教改的人似乎不知道教育是現代化的一環，也具足了現代化的黑暗面的問題。三十多年的教改，不但一事無成，只有使台灣的教育日益走下波。在此只能作一簡要說明。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普及教育是因應工業革命的人才需求而設，基本上強調學校教育要符合社會的生產發展為主，要求教學的內容有應用價值，在經濟上有生產的效果，因而一切以效率來看待教育的成績。從工業革命最初的以學生識字和會操控機器為主，到金融業的教學和管理，以及電腦資訊操作訓練等等，作為教育課程的主要內容，無不是以教育配合社會的需求而來。工商業界也永遠抱怨學校教出來的畢業生不能配合企業的需求，一直要求學校教育以工作導向為課程內容，以製造產業員為教育的唯一任務。因此，現代教育不再以培養一個「受過教育的人」(educated person)，即有教養和學養的人為目的，而是培養能為社會工商業服務的人力。這在落後和發展中國家尤為嚴重，台灣的教育也在內。教育已明顯由工具理性所支配，教育只是為社會生產和服務的工具。在發展中國家更具體出現的是以「考試」為教育的方法。家長與學校都以學生考試成積為目標，因而，每個老師都必須強迫學生通過無數次重覆練習和考試來決定一個學生的學業成績。此中環環相扣而形成一大鐵籠。這個鐵籠不是任一教師或家長，以至學校和學生所能逃得了的----任何要脫離這個鐵籠的努力的後果是學生和老師都被考試淘汰掉。台灣中小學的教育的扭曲特別嚴重。因為被扭曲的教育陷在巨大的鐵籠中，任何教改的提議都被扭曲成為「補習班學習」，愈多的「良好建議」只產生更多的考試和補習班，只會更增加學生的考試壓力。學生因而也非常排斥那些教他們做人處事的人生道理，拒絕擴大視野的教學，反而要求更多的可以應付考試的練習！因此，純為應付考試的補習班應運而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台灣與日本的補習文化最盛，輔助學生考試的補習班林立。台灣每個中小學生幾乎都是同時上兩個學校，早出而深夜才能回到家，本無法與父母家人共同進餐的時候。人生活潑的十二年，日日如是。這根本上是對青少年學子的生命、健康、人性的摧殘。而考試是以答得最多最快為標準，教育乃被扭曲為為考試的效能而教育，學生被訓練為一部一部的「考試機器」。把本性活潑的中小學生弄成考試機器基本上是違反人性人道的教學。但不久之前，中小學的教育文化仍然以學生能考到一百分為教育的成功！(考試成績不足一百分，少一分打一板!)教育中人以及家長學生自陷於反教育而不自知，使鐵籠成為學生無所逃於天地的地獄，這才可怕。這種考試主導的教育，自然不會讓學生產生學習興趣，更不會培養出有創造性和有個性人格。嚴格來說，資優班和放牛班的學生都是最嚴重的受害者。

有謂台灣社會的問題是年青人不肯吃苦，不肯努力。這種指責實在有很不合理的地方。九十年代的新生兒常被稱為草莓族，備受保護而容易受傷。這自是與他們生長的世代環境有關係。他們不像父母輩所面對的嚴重的社會經濟困難的壓力而必須奮發圖強，而經歷過種種艱苦奮鬥的父母自然希望子女有更舒適的生活環境(除了不可脫的考試教育機制之外)，因而保護呵護自是親情所不免的表現。所以經歷長年而又無意義的考試教育之後，中學生進到大學乃是身心的大解放的時候。大學變成「任你玩四年」的美好日子。大部份的大學生都不會主動去學習，不會去參加嚴肅的學術討論；縱使有人生問題，也是隨波逐流，胡混過去，大腦一片空虛，只流於感性的滿足，只有眼前的愉悅，沒有長遠的目標和規劃。由於在中學與大學都沒有基本的學習與學問的要求，加上與自己同根生的中國文化又被污衊醜詆為「外來文化」，生命與生活的意義被掏空。一個人沒有使命感，如何會奮發，如何有創造可言？而且，自蔣經國去世後，台灣近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基本上已停頓，而貧富兩極化更使得許多家庭淪為低下階層。工資不加而通貨膨漲不斷，勞工階層首當其害。一般家庭為了維持必要的生活，都常是超時超勞的工作。政府對於低下階層的苦況似乎一無所知！國家的統計數字永遠都是不斷增加中，但所謂國民平均收入明明遠高於一般底下階層的平均收入，政府卻無動於中。馬英九的最大失職就是說：老闆們賺的不夠多，所以勞工不能加薪！失民心者失天下，國民黨政府垮台豈是偶然。我們看看相對於其他已發展國家以及一些較先進的地區，台灣勞工的工作時間之長，和薪酬之低和不穩定，就可以知道政府沒有真正保護基層人民的福祉，富商老闆們大多都是不斷壓搾勞工的血汗以增加自己的財富。如果台灣的國民總值年年有增長，誠如法國一位名經濟學家問：為何勞工及一般的職業的薪水都沒有增加，反而倒退了二十年？這即表示家財富的增加並沒有加惠於人民，發展的增長都被不到1%的最富有階層所剝奪。以如此低工資和如此長的工時來，台灣目前可謂真是一血汗社會。在如此的一個沒有文化與工商業創新的社會狀況之中，眾多的大學生怎能有合理的出路？大學生們看不到出路，努力也似乎沒有辦法找到出路，又能如何奮發?另一方面，當年，也是在李登輝主政時代，台灣以廉價的方式把大量技職學校升級為大學，製造成只有2300萬人口的台灣有近200間大學！固然是人人都有大學可讀(連聯考只有2分的成績的學生都有學校願收錄)，但沒有足夠師資和設備的大學只是產生出眾多只有中學程度的大學生。甚致許多私立大學為了生存，學生只要來註冊就好，不准老師有任何嚴格一點的要求，就是怕學生轉校而去。我們可以想像這能培養出什麼樣的學生？社會未來能有什麼新的人才？能有什麼長遠發展的希望？在政經文化的撕裂情況下，台灣大學教育成為一個接不上時代和文化的兩不著邊的嚴重的社會問題。流浪博士成群即是學無所用的象徵，是社會沒有給這些人才可以發展的機會和空間。以博士為了求生存而去賣雞扒，不但是個人的痛苦，也是社會無望的標誌。政府和教育部可以無感嗎？以大學教育在社會發展上所肩負的責任和功能，不良的大學教育的後果最終是全社會人人都受到牽連和傷害的，這可真是台灣向下沈淪的起點。

那麼，台灣大學教育要往何處去？如上所述，台灣現代化的教育體制是一個被扭曲了的鐵籠，是不可能靠一個人或一個社群可以改變的，而且更不可能馬上可以改善的狀況，而是必須全國上下有志一同，分別認真負起自己的責任，不斷努力才可能見效。改革的開始必自經費和制度着手。但我們可以相信，在良好的大學教育開動之後，由於有公民社會和大學的要求，政府自有不能不跟進良好的趨勢的巨大壓力。但我們不能等待政府來開動改革。教育現代化的改革也從來不是政府所樂於開動的。因為，政府所開動的必是支持自己繼續掌握的政策，而教育正是政府用以培養支持自己的政治文化的工具。所以，真正的教育改革是由教育中人來發動和堅持的。教育界可以結合公民的支持，要求政府對發展教育有充份合理的經費提撥，由學校按發展理想和要求去自主運用。政府要對教育的行政管理鬆綁，不能以意識形態來控制大學教育的運作(近期的台大「抜管事件」即是最明顯和惡劣的政府以意識形態統治學校的行為，以及任用具有偏向去中國化的意識形態的委員為基礎的課程改革以達成對中小學學生的思想控制等，都是政府以意識形態指揮教育的惡劣行為)。學校要由獨立的學術社群組成董事會以管理制訂文化發展的走向，包括學校各層管理的民主化、理性化、制度化、客觀化和透明化。政府不能任用沒有人文和教育素養、沒有世界觀的教育部長，否則根本上是開現代化的倒車。台灣近三十年的公立大學校長都是理工醫科專業人士，雖不至於完全以外行領導內行，但對於教育之必須有的人文素養的重視與前瞻性實有嚴重的缺失。這些校長們實對教育理想等等只能作口頭尊重的宣示，落實到學校行政與發展上都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大學只是成為社會發展的工具，為經濟發展的幫工，而不是培養領導國家往前發展的領袖和人才的首府之地。立法院任何一個莫名其妙的委員都可以指名某大校校長來聽訓，來受質詢，這是對教育和社會的學術和文化的領導何等的侮辱？我們有看到美國大學的校長如此去國會受訓的嗎?這些立法委員只是藉此威嚇各大學院校，以監督大學(和醫院)的經費使用為名，以取得自己的特權(對於這些惡質的政黨立法委員，教育界必須共同以選票把他們否決出局，不可容忍)。我們要知道，摒絕政府官員和立法、司法人員干涉院校行政人事等，乃是一個現代國家或社會所必須堅持和守護的界線。我們要堅守大學院校是全民的培養公民和人才的神聖所在地，一切國家政黨機關都不可插手或干涉。當然中小學的教育課程等實也更需要摒除主政者以黨派的偏私和意識形態來改造成支持自己政黨的工具(如近日居然以日本人寫的中文文字列為國文教課書的內容之類)。除了一小撮自以為是日本人的政界人物之外，不管本省或外省人(此區分實是人為地製造人民內部矛盾、民眾分裂的罪魁禍首)，我們真正共同的是中華文化，這才是團結台灣人的真正的核心價值所在。中華文化並不是任何地區人民或種族的私產。西方文化不但融合了希臘和中東的宗教文化在內，也是歐洲以至美國等眾多不同民族的共同資產，沒有因此而貶損了這些先進的現代國家的任何主權或發展。反而正因為有如此長遠深厚的文化資源，西方文化方能從野蠻狀態脫出，成就現代的西方文化。中國文化之源遠流長和豐富性，已成人類的共同資產。周邊的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國家都由此而得到滋養，成為足以與西方世界並驅的現代化國家。政治殖民地的解放是西方現代國家在二次大戰之後因為殘破無力，不得不讓各國的殖民地獨立或回歸祖國。西方思想界尚未開放的是思想價值的殖民心態和西方文化霸權主義。西方政府更以為為了本國人民的利益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地壓榨落後國家的人才與資源。如果不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有意壓抑亞洲世界的發展，我相信東方文化早己超出他們的限度。歷史上沒有被政治殖民或文化殖民的國家或民族可以興盛得起來的。否定自己的文化傳統的自我文化殖民的政府或意識形態，同樣是自我剦割的行為。為了台灣人民和社會的真正成長和發展，以及台灣人民的尊嚴和地位，我們必須堅持自己文化中本有的豐富的資源和價值，培養新一代的青年，方能由此厚植的文化土壤發出真正的創造和成長。

因此，我們要為台灣大學教育往前發展與提升，首要的目標是建立一些有具有學術領導能力和世界視野的人才主持的獨立自主的大學。首先，大學必須建立真正的教授民主治校的制度，以學術領導教學、課程和研究的發展。大學要提供學生自由學習所需的課程、資料和設備，擴充與學生學習最直接相關的學術資料和資源，使學生在沒有任何壓力下進行自己的研究和創新。學校對大學教育也必須有一定的學養上的要求，要擴大和提升學生的視野和使命感。此如哈佛大學列明100本要讀的書，每門學科必須研習的一定份量的專書專研，以及涵蓋學生在現代世界中的知識和視野，包括哲學、邏輯、生命、數學、物理、倫理、世界、生態等各方面的基本素養，而不只是狹窄的所謂專業知識，視人文科目為營養學分。目前一般大學之以理工商科為教學核心的取向，實是現代化黑暗面中工具理性獨大的表現。我們必須回歸以實踐理性為核心和基礎的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取得現代化教育的好處。換言之，人文博雅教育才是一所大學之為大學的重心所在。在制度上，教授這種博雅學科的教授應是學校中最優秀傑出的專任教授，由學有專精和視野宏闊的老師來為學生開導，而不是由沒有份量，敷衍了事的兼任老師負責。因為，這是一所大學的精神所在。學生對自己的文化素養具有知識和信心，才有可能發揮出宏大的理想和真正的創造，敢於挑戰和克服困難，有能力帶動社會向前發展。大學教育必須建立學術的客觀地位和標準，建立真正的獨立的學術文化傳統，即現代的學統，而不是片面的以所謂學術影響因子為計算的評核。任何偉大和真有開創性的研究和發展，都不可能是每年都發表的一些迎合潮流和膚淺的比較研究之類的文章。大學制度要讓老師有充足的時間去研究，方有望能產生有巨大影響力的成果，和真正傑出的學者。

大學在培養學生的學養和能力方面要能提供自由開放的學習環境，此中實同時即涵有政治文化思想上的開放性和理想性，使學生能常對國內外各種社會政治行動或事件和制度，加以反省批判，不致淪為政黨或意識形態的工具。他們日後走出校門才真能為社會的楝樑。大學教師自然也得要加強學術研究和優質教學，把學術研究所得融入自己的教學上，指引學生往前往上的發展，促進學生之自由主動學習的心態和風氣。在保護學子的自由發展方面，我們應在制度上要防止不良的教師、學霸或政客可以牽制學生或打擊學生自由自主的情況出現。課程內容要豐富和提供多元的選擇，諸如不能有必修科目為任一老師所專授、讓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導師、選課應有合理的安排和採取更開放的政策，諸如應容許跨校跨國的選課，等等。學校在制度上應提供同學們互動的機會和時間，鼓勵學生自行組織各種學習社群，互相觀摩學習，砥礪合作等。良好的同儕和師生關係對每個人都是重要的資產和能力的成長表現。學校更應大力資助大學生與研究生外訪和參加校內外的研究，積極邀請國內國外著名學者專家就當前的問題主持各種講座，強調交流討論的方式，以啟發和促進學生的思考和視野。

如果我們真能如此發動台灣大學教育的現代化和免除現代化中的流弊，或有可能改變目前台灣大學教育中的困境，讓台灣的大學能培養出可以領導台灣走向健康和興旺發展的人才。但這必須各界共同努力和堅持學術與教育獨立發展，不受政治與政黨控制，方可能達致的理想。我們願與台灣教育界共勉，祈望台灣的學術與文化和社會全體得以繼續發展成長。

**此文原是在鵝湖月刊社在2018年5月主辦的"台灣大學的未來"論壇上的講詞所寫成，初稿刊於<<鵝湖月刊>>第516期(2018年6月號)，現作了若干增補擴大，成為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