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無窮願無盡

世界無窮願無盡

李瑞全

每年西元新年來臨時，全球各地都相繼倒數計時，歡迎新年的來臨，洋溢著新的希望和新的開展。接着的是中國的農曆新年，是中國人最隆重的節日。雖然目前在都市生活的人已不像傳統農家冬日休耕，可以合力大掃除，清理一年的累積，但現代的中國家庭也仍然會清理一番，換春聯，貼揮春，插花亮燈，迎接新的一年到來。農曆新年最著重的是家人的團聚，拜天祀神，祭祖祈福，強調天地同春的生意。中國文化重團圓和諧，總祈求物埠人安，天下太平。

今年是甲午戰爭一百二十週年。當年日本以明治維新崛起，參與世界霸權分割中華大地，佔據東北，控制韓國，殖民台灣，開始進行主宰亞洲的侵略戰爭。這一戰也敲破了大清皇朝的統治，軍事改良實已不足以回應世界的挑戰，中國邁向現代化的政治改革，終導至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中國仍然在北方的俄國，東方的日本和歐美各強之虎視眈眈之下，仍然危機四伏。北伐成功，中國應可以很順利在軍閥混戰之後，十餘年即可重新踏上繁榮富強之路。但國人仍然無法享受和平。日本懼怕中華民國統一和壯大，馬上發動侵華。使二十世紀出生的一代中國人，受到無窮的戰害。日本由侵華而擴大參與二次大戰，搶奪歐美各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對中國與東南亞各國進行了許多令人髪指的殘酷蹂躪百姓之罪行。此全是為了軍國主義者之宰制世界之權力欲。但最終也讓日本嚐到慘敗，被美國主宰軍事政治，直到現在。

今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百週年。西方各國自工業革命興起，國力日強，十八、十九世紀開始全球性的資源爭奪與殖民擴展，軍備大量擴張，到二十世紀初，軍事經費與維持之負擔日益沉重，各國在歐洲對峙之情勢已劍抜弩張，一觸即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觸發只因在中歐的一宗行刺事件而起，一聲槍聲演變成全面的大戰。最後原是強勢的德國戰敗，受英法所制，日本乘機強勢接收德國在中國的侵略成果，引發五四運動，也促使中國從軍事政治現代化深化為文化的運動。但此運動由於日本發動侵華，繼而國共內戰，新文化未曾發展即受戰亂所掩蓋，而中國政局發展終致兩岸分治而各自發展以至今日。日本在戰後的經濟發展，以及亞洲四小龍的興起，已讓西方預見中國文化的靱力和能量，中國大陸在開放改革不旋踵的三十年，即重登世界經濟強國之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國際政治、軍事與經濟的日益頻密的參與，使中國的前途已與世界不可分割。

2014年對西方文化來說是一個具有警惕意味的年份。因為在西方歷史中，每一新的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特別是第14年，常有嚴重的戰事發生，如十九世紀拿破倫發動的歐戰，二十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在這一年開始爆發的。許多人士認為今天的全球政治與軍事情勢，實具有很多類似的相似性。此如中國之崛起，將會爭奪世界霸主的地位，多年來已引生不少黃禍的疑慮；中東與北非的內部混亂與戰爭；南海、北海的爭執；北韓政局之詭譎不可測；以至日本右翼主義與軍政復辟行動頻頻，都是一些可以觸發全面衝突的火藥庫。加上西方強國背後的軍火商與相關政商者的利益集團的推動，亞洲有可能是第三次大戰的爆發點!雖然此種論調不無可能，但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也有很多情況讓我們相信目前會發生毀滅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高。此中有幾個客觀的因素。首先，以目前全球訊息如此之普遍和快速傳遞，誤傳和被扭曲的機會很低；絕大部份的一般老百姓都傾向保持和平，在安穩中生活和發展，不會支持瘋狂的戰爭動員行動；而在民主國家之中，歐美各國人民的知情參與，會很有力地抑止軍事野心家之片面冒險行動。其次，美國自小布殊總統之單邊主義被世界各國全面排拒，和入侵伊拉克與支援阿富汗內戰的失敗之下，已多少從九一一事件後的激烈情緒退潮下來，支持對伊斯蘭國家戰爭的民情下降，甚致對北韓都採取更容忍的態度，與中國大陸在有競爭有合作的關係之中，也相當地約束了日本和菲律賓等挑釁行動，更不太可能發動全面的大戰。第三，歐盟日漸成為與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等強國鼎足而立的世界力量，戰後以德、法為首的政治家都力求消弭歐洲民族國家之間的長期仇恨，組成歐盟，而目前也正在維護和鞏固內部的團結和復興經濟，因此，歐洲國情之支持容忍與和平的基本態度，是維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第四，中國大陸雖然仍然在共產主義的統治之下，但在外交與國際關係中，歷來頗能保持不干涉的政策，雖然對於主權非常堅持不讓步，也從不主動發動攻擊，對蘇聯與北越之挑釁也只是自衛還擊即止。第五，目前戰亂最烈的中東之衝突固然夾雜了種族與宗教問題，也有人民內部的民主與獨裁的對抗，但在軍事與政治上尚無法挑戰中、美、歐盟諸大國之能力。非洲、北美、南美與澳洲都沒有任何足以發起戰爭的突變。最後，在全球化之下，在政經上最有力的資本家，除了軍火商之外，有影響力的歐美跨國企業都不會和不可能藉全面戰爭來發財或發展，都不會支持任何以熱戰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爭端。因此，嚴格來說，相較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冷戰時期，美蘇可能觸發熱戰的嚴重風險來說，目前的世界情況實遠較為安定和易於預測。因此，我們可以說，在目前全球的軍事與政經情況下，世界強國不會在2014年觸發全球的大戰。

但是，這並不表示地球上沒有持繼和不斷的小型的和地區性的戰爭與屠殺。此在中東與非洲仍不斷在發生。非洲主要的是部族與種族的權力戰爭，中東則是宗教與公義的戰爭。前者雖然極為不幸，也常是非常殘忍和不人道的血腥屠殺，但國際有力介入應可以抑止種族屠殺，使非洲回復到和平共存的地埗。目前只是世界各強國利用戰爭以各圖己利，而假名為不願意干涉介入他國政治，讓戰火繼續燃燒。此實可藉聯合國之名義，以適當武力維持和平，以糧食與教育幫助落後國家和難民脫困，應不難解決。至於中東的戰爭，實已經發生了數十年。自二次大戰之後，英、美等國把巴勒斯坦交給以色列人建國，在眾多回教國家環伺中強立一基督教民族國家，形成以基督教和回教對抗的地緣政治，已種下戰爭的地雷。以、巴兩族多年多次激烈戰爭所累積的仇恨是中東難以和平解決的因素。中東反映的是歐美基督教文明與中東傳統回教文明的文化衝突，已成為世界文明與全球融和的巨大阻力。

近年，此種文化或文明衝突被強化為文化戰爭(culture war)。它不但在地緣政治中發為大大小小的各種熱戰，讓千千萬萬的平民百姓，婦孺老弱受到殺戮侵凌，人性被戰爭的暴力摧殘，使中東成為人間煉獄。文化戰爭也在很多價值衝突的討論中被借用為不可調和的爭議。此如在生命倫理學中的衝突也被戲稱為文化戰爭。如果人類文明或文化有價值，它自是以合乎人性和人文價值的方式來調整人的生命，而戰爭乃是人類以最原始和野蠻的方式，即暴力，來解決種族集團之間爭端的方法。從來戰爭都無正義可言，所謂｢春秋無義戰」，戰爭常是當權者為維護個人權力與利益，而驅使人民去殺戮和被殺戮的手段。如果以自然生物作類比，人類的戰爭類猶如某一物種過份繁殖時，由於可用資源嚴重短缺或枯竭，不免互相咬食或集體跳河自殺，大量減少生口，以消除現實環境之各種困局。但動物如此集體式的自殺行動，還是為了整體的生存而來，但人類之戰爭實是有意為惡之事，故道家以為發動戰爭者為違反天道之事，戰勝者不但不應受賞，實應受上刑。孟子對戰國諸侯之為爭地而殺人盈野，使人民被迫輾轉於溝壑之中，深感悲憤，常嚴詞誅伐。儒者常祈國泰民安，為生民立命，要求停止各種暴力，讓人民可以和平生存。儒者只容許為解救人民之弔民伐罪之義舉，安頓人民而止，不容以滿足自己宰制人民之大欲而發動戰爭。

康德反省人類國家發展的歷史時，即見到歷史上不斷的循環：一強國興起，征滅各小國，統御世界，似乎一時無兩，但不旋踵即又由內亂分裂為各小國，又再由有力者興起而成立大帝國，如此循環不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國與國之間實處於｢自然狀態」，並無任何具有合法性的跨國契約，可以有效約束彼此的行動。康德提出一邦聯式的構想，組成一跨國的機構，有一定的權能，但不是一中央集權的組織，目的是使各國可以納入一種跨國的組織之中，免除國與國之間無政府狀態，或一國獨大的霸權。康德的構想後來弱化而實現為現在的聯合國。但是，目前的聯合國實達不到約束國際間的不公不義的行為，也常不免受大國之操控左右，只成強權干涉弱小者的合法性藉口。

當代社會學界有從生命系統(living system)的角度對現代社會組織進行比較研究。一生命系統基本上是一能自我調節和生長發展的組織，可以包括從最小的細胞、有機體，以至社會、國家和跨國的組織。在論述最廣包的生命系統，即跨國的國際組織上，雖有諸如沃倫斯坦(Immanuel Wallenstein)等嘗試提出｢世界系統」(world system)的構想以論述全球的情況，但目前顯然尚未有一真實存在的跨國的世界組織之生命系統。這是一個尚有待人類努力的建構。歐盟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發展，是一個值得考量的模式。以歐洲幾千年各民族國家之間的戰戰和和，德、法、英三強之不斷的歷史戰爭，能在二次大戰後開展一種永久和平共存的構想，首先建立歐洲共同市場，這是當年德、法兩國的領袖為歐洲以至全人類作出貢獻的第一步。歐盟以漸進的模式，讓歐洲各國能一步步打破分隔，在保持各國人民相當的自主權之下，使經濟與生活慢慢融為一體。最重要的是破除人為的海關的限制，讓人民可以自由通行於歐洲之內。我相信在不斷的交流合作之下，人為的國界區分會慢慢消除，增加互相的了解，減少誤解和誤會，促進互相尊重與欣賞等，縱使不成為一國，歐盟各國人民也可以有共同的信念，不以任何武力或強權的方式解決彼此的爭執。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民主國家的體制來反省消除戰爭的可能性。在民主的政體之下，政權屬於全民，內部的爭執都可以經由民主和平的方式來解決，不需要使用任何武力革命或鎮壓的方式來推翻政府或保衛政權。當然，這套民主機制也得在全民能以公平正義作為基本原則與信念之下才真能有效防止一切不合理的限制或廹害，以及由不公義而引生的激烈反政府或社會的行動，人民也不易受野心家鼓動而成為民粹式的暴民政治。全體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與政府的運作也是人民的民主質素的反映。長期的民主教育是和平與公義的真正基礎。民主不只是一個理念，也同時是實踐的行動，因此，民主之教育也必須以民主的教育來成功，即通過民主的教育方式――含自由的教育與生活方式，才可以使民主與和平一步步內化為每個公民的信念，建立起全民的共識。這種民主的信念不能只是個人的信念，必須是全民共信的原則，它才會有效。此猶如在公義原則的實現方面，羅爾斯所常強調的，公義不只是個人的，必須同時是一公開的共公的信念，即國民之間互信這是對方所會遵行的原則，社會的制度才會被信任和被遵行。

這種民主的共識不但是維持一國之內的和平共存的必須基礎，也是世界和平共存的基礎。但如何達到全世界的共識，這似乎是不可能之事。我們要認識到這絕不會是短期可以達成的理想，也不會是某個人，以致某一國家可以獨力完成的事業。個人好像無能為力，但正如全球的環境保護工作一樣，根本上仍然是由每個人做起才有可能成功的大業。每一個人的一小步即是全人類的一大步。如果以歐盟的發展作為參考，就是要多從實質貢獻上對有苦難的國家與人民加以人道的援助，對國內或國外各種的跨國政治或經濟的侵略予以明確的抵制。一方面減除貧弱者的傷害，讓他們比較容易康復自立，同時也增強彼此的了解和信任，開始建立一個跨國、跨民族、跨個人的信任基礎。事實上，這方面也常是歐盟作出最多的實際貢獻。聯合國是一跨國而且具有跨國人員與全球視野的組織，它可以是一個全球人民互助合作的起點。我們或可從支持聯合國作為一個可信任的跨國人道組織，強化它的和平與公義的效能，推動救援與文教的工作，建立一個全體人類可以和平共存的公共架構，將會一步步走向永久的和平，徹底消除戰爭的可能性。

我們不要忘記：地球是屬於全體地球生命的――甚致不只是人類的，而是所有生命的。民族國家的建立只是人類發展的一個歷史階段，它是要被越過的。我們總要找到個人自由與全體幸福共容的空間，永久的和平才可能實現。

永久和平是我們所不能缺少的深情大願。

後記：此文刊於鵝湖月刊2014年2月號之中央觀察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