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百年回顧：民族與文化分裂之悲劇
A
Hundred Year of May Fourth Movement：The Tragic of
Conflict between a Nation and Its Culture
李瑞全
中國哲學研究中心
一個民族的生長發展，血緣是它的起源和由此一形成一延綿的生命自然史，這是每個生命的第一性。文化是一個民族所自我創造的第二性。在歷史的長河中，兩者結合為一，是每個民族與個體的共同自我認同與自我的同一性。血緣與文化實難以折解。此如中華民族：沒有中華文化的中華民族即是被殖民的生命，幾乎可以說不成一民族。喪失了民族的文化只是歷史的殘燼，實己死亡，只不過是寄托在博物館中的遺物，不再有生命。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在列強不斷侵凌之下，國家飽受屈辱，中國文化更漸成為攻擊的對象，被認為是中國落後衰弱的主因。中國文化自此受到史無前例的近百年的遭受自家中華民族中的知識分子的狂烈攻擊，更迎來以不顧一切的暴力手段催毀一切傳統的共產主義，中國文化實遭受了五千年來最慘烈的災難。故西方漢學家列文森即謂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文化已如拉丁文化一樣，只是博物館中的僵屍。這是引發唐君毅四位當代新儒家發表著名的「中國文化宣言」，以告世人中國文化並沒有死亡，仍然活在千千萬萬中華民族心中。
唐君毅先生在上一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就當時文化大革命的違反人性人道的階級鬥爭，回顧五四運動前後超過百年的歷史，指出自晚清到民初的中國社會政治的發展，都是民族與文化自相矛盾鬥爭的表現。從民族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正是中國現代化何以不成功的關鍵，而這種情況可以說在五四時最為明顯。而唐先生所指出的現象，可以說一直到目前仍然沒有真正的改變。際此五四之日，更值得關懷中華民族與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我們，加以反省。
中國文化歷史所形成的主流是儒家
當我們回顧中華民族在過去幾千年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到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所以成為中華民族的靈魂，乃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努力，並不是一人一黨所能成功的。在孔子之前，中國文化已發展到很高度。孔子的貢獻是把此中的文化成果與智慧刪述為六經，集三皇五帝與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大成，更進而以仁點出其中的禮樂文化與生命的價值，即，以仁為人之為人的價值所在，而且以仁貫通生命內外、人我與天人之間，奠定中國文化中對生命價值的肯定。更由於孔子之有教無類，弟子遍天下，不但啟發了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而孔門弟子多以教育為事，從春秋到秦漢，歷經數百年，儒家的價值與理想遂成民間的共同信念與日用倫常的軌範。雖然傳統儒者在政治上無法真正取得實權以發揮儒學的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但儒家的教化已成為基層人民的基本教育。因此，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即感受到這種文化價值的巨大的形響力，乃有焚書坑儒之舉，企圖以法家的嚴刑峻法來壓抑民間的儒學力量。所謂「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即推行君師合一的獨裁。但民間的反抗，很快即把秦王朝推翻。漢初雖行黃老之治，但儒學的勢力仍然強大和不斷滋長。舉一例來說，漢高祖劉邦擬撤換呂后之子，張良教以引進當時天下聞名的儒者商山四皓隌讀，劉邦一見，即認為太子已天下歸心，不敢撤換。由此可見在漢初儒學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儒者被視為民心所向的代表。道家與佛家在隋唐時雖極為興盛，終不能取代儒家與儒者在政治與文化上的地位。
漢武帝之採用董仲舒之建議，以春秋公羊家之義，進行復古更化的改革，實是順從民間之力量，以成就漢人的文功武略。這是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合一的強力的表現。由是，中國文化中的道統確立為政統之上。漢儒更以孔子為「素王」；魏晉南北朝的新道家思潮流行中，評鑒古聖先賢之境界地位，仍然只獨尊孔子為聖人。後世的帝王都只能假借道統以建立自己的政權的合法性。因此，不管朝代如何轉變，儒家之道統仍然不變，成為中國政治穩定的力量。歷代帝王只能假借之，不敢也不能推翻之。是以，歷代王朝都一再加封孔子，加寵孔子後人，以取得人民的認受。儒者也常有以道統對抗政統之言論，常敢於犯顏直諫，對抗王權與腐敗的權貴宦官，不惜喪身滅家。直到滿清，帝王索性把道統也包攬在身上，禁止士人代表道統，以與政統對抗，更鼓勵人民互相揭發，以片言隻字入罪，株連無數，用以嚴厲地控制人民的思想，成為更獨裁的政權。在朝的儒者更被貶為奴才！與漢初以來，在朝為首相的儒者是與帝王坐而論道，帝王執弟子之禮，真不可同日而言。滿清之絕對權力不可免成為絕對腐敗的根源。因此，滿清最後終被人民起而革其命。此實亦是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分裂所成的局面，終必須得到一解決。依此而言，辛亥革命而成立五族共和，同在中國文化之下，更無人也無政黨可以自視為高於憲法，實是中國歷史所追求的民族與文化合一的理想的實現。
由中國國民黨所建立的中華民國並不反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傳統。此如五權憲法之創設，把傳統文化最重視的教育與公正無私不畏強權的諫官的功能，寫在憲法之內，成為考試院與監察院。政權由總統與行政院分享，總統是名義上的國家代表，由人民公開公平投票選出，由總統任命行政院院長，負責政務，實質上是內閣制。沒有行政院院長背書，總統的命令不能獨行，有類唐律之「不經鳯閣鸞台，何名為敇」的防止總統一權獨大的流弊。由此可見，中國文化即是中華民族現代憲法的依據，政府只能是憲法之下的執行人民授權的權力機構，摒絕統治者的獨裁。在中華民國體制中，沒有任何個人或政黨可以擁有高於憲法的政治權力。政黨之取得執政權完全由人民經定期的自主投票來決定，有如孟子發揮《書經》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義，認為天子只能由人民認授，以人民在堯之子與舜之間的公平「競選」中，遠去「河之南」表明對舜的擁護(即「以腳投票」)，確立舜為天子之合法性。中華民國的憲法可謂中國文化與中華民族在現代化中最融洽的一次結合。但不幸卻為當時由於反對滿清帝王與軍閥之腐敗，演變為反孔反中國文化的惡流。而國民黨在二次戰後的腐敗，被飽受日本侵華戰爭之苦的人民所排拒，而終至被共產主義者趕到台灣。但在民族與文化兩條腿走路之下，中華民國在二十世紀仍然不斷創造岀政治與經濟的「奇蹟」。不但成為「四小龍」，也成為可以立足在世界之林的民主共和國。但自李登輝之蓄意分裂台灣人民與中華民族，藉對抗中共而鼓動台獨與排除中國文化，台灣的民族與文化的分裂，又再湧現。五四與百年中國的動盪的殷鑑不遠，台灣由此排斥自己的文化，轉成亂局，實傷害莫深！
五四是中華民族救亡而又反中國文化的政治運動的一個環節
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政治活動或現代化發展的運動。有謂五四運動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奏。救亡是追求中華民族免於受列強之瓜分，以至亡國滅種；啟蒙掃除中國傳統文化之封閉落後，藉西方文化進行現代化。此無疑是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國文化，以救中華民族。此中實有一嚴重的糾結與自相矛盾與鬥爭在內，正是民族與文化分裂的表現。五四運動可以說是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分裂的白熱化。五四運動實可以有廣義和狹義之說。狹義的五四運動是專指在1919年5月4日因第一次世大戰結束之後的巴黎和約中，要把原由德國在中國的山東權益轉給強勢的日本，因而引發北京大學生發動抗議，高呼「外拒強權，內除國賊」的保衛國家的反對國外強權以及反對執政的軍閥政府的全民運動，以及由此而來的全國性的社會與政治運動。而廣義的五四運動則是套在自清末以來的反清革命、成立國民政府、以及新文化與白話文運動等連結一起的一系列的政治與文化的社會運動。到五四的年代，基本上是全盤西代的社會運動。前者自是一抵禦外悔的救亡運動。但後者並不是真正的啟蒙，而毋寧是導至民族與文化又再分裂的現代起點。因為，後者的目的實是全盤西化，以至進而成為俄化與共產主義化。廣義的五四運動除了追求政治改革之外，也包括了扭曲中國文化與歷史，要連根鋤去中國傳統的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活方式，狂熱地引進西方文化的科技、文明與生活態度等等在內的社會與文化的改革。此中實含有反中國一切傳統在內的極端西化的觀點與行動。五四之前的中國政治社會的發展，是由於滿清積弱獨裁，而西方自工業革命以後，軍政力量日益強大，中國因而受到列強的不斷入侵與挫敗。中華民族實有極深的恥辱與自卑感。知識分子的感受尤深。而歷經洋務運動、百日維新，終以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民國而推進了第一步的現代化。這一系列的社會政治革命，即有救亡和現代化啟蒙的目的在內。因中華民國的建立是追求現代化而不是反傳統文化。但新文化運動卻同時是反中國傳統文化的社會運動。此中最明顯的割裂是使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分裂而不兩立。唐師君毅先生正是從全面檢討這一現象和中國現代化所以難產的關鍵，提出如何方可能成功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的現代化，使中華民族得以屹立於世。
唐先生指出，自鴉片戰爭以來，最早的政治運動可說是太平天國之反滿清王朝的革命。但太平天國是尊奉基督教信仰的宗教組織，全力排拒和鄙棄中國文化，它自身仍然是帝王式的政治結構，在推翻滿清的打天下的行動中，同時以暴力掃除和推翻中國傳統文化，有諸多焚孔廟、燒佛寺之惡行。由於滿清的腐敗，太平天國的勢力曾取得幾乎半壁江山之盛。而撲滅太平天國的正是維護中國文化的傳統知識分子，由曾國藩所領導的湘軍。曾國藩之討伐太平軍是以保衛中華文化為號召的，並不以忠於清廷為名。這是第一次由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相對抗的戰爭。湘軍的勝利，也帶動了洋務運動。但由湘軍系統而來的改革派既不足以當世運，視野亦只限於科技，更受制於滿清王朝的主政者，已註定以失敗收場。洋務運動雖然在推動吸收西方文化中，有啟蒙的意向，但傳統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如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仍然鼓吹忠君愛國的思想，不思改進，膚淺地以為購買西方武器，學習西方科技，即足以使中國強盛，而不知西方文化之盛有其理性的根源，不是膚淺地講習西方經世之學即足以「以夷制夷」。甲午一戰敗於新堀起的日本，不但曝露了洋務運動之嚴重缺點，也見出滿清王朝在政治上必須進一步改革的內在要求。康有為、梁啟超由此而進到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革，但只不過「百日維新」，即為滿清王朝所扼殺。由是而迫出辛亥革命，一舉而近乎兵不血刃地推翻了二千年的帝王獨裁統治。但由於舊軍政勢力仍然龐大，中華民國成立之初實由傳統軍閥當政，中原成為混戰之地。中華民國國體也被軍閥推翻壟斷，乃有第二次革命。國民軍北伐終於成功，但久已伺機而動的日本，自不能容許中國完成統一和壯大，因而發動侵華，使民國之建構在大陸上功敗垂成。在文化思想上，自民國成立以來，從國外回來的知識分子紛紛追求西化，除了片面尊崇「科學」與「民主」之外，胡適、陳獨秀等提出「新文化運動」、「白話文化運動」等等，更進而推動全盤西化，嚴厲攻擊傳統文化，「打倒孔家店」、痛罵維護中國文化價值與智慧的學者與儒者為「玄學鬼」，保守主義、封建主義，等等。因而，在五四運動之後，中國仍然是民族與文化分裂的狀態。
唐先生認為，五四運動表示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反對外國強權的壓迫，同時更強烈反對傳統政治與文化。因此，五四之後產生的共產主義可說是引進西方文化中反西方資本主義的馬克斯主義。但馬克斯主義基本上是反一切傳統文化的理論，中國文化自然也在批判推翻之列。而且，依馬克斯之分析，中國文化是更落後於西方中世紀的農奴封建社會。而且，由於馬克斯主張人只有階級性，沒有普遍而本有價值的共同的人性，因而不但否定西方自康德以來所肯定的人自身是一目的，不是工具，因而否定民主與自由，也否定中國傳統儒家所肯定的人之為人的價值，人性本善，即人人均具有成聖成賢，成佛成真人的至高無上的人的稟賦與價值。由是共產中國依然處於民族與文化的分裂狀態之中，這一分裂仍然是主導中國社會政治變遷的力量。當年唐先生即慨歎文化大革命即是在政治上以外來文化和意識型態摧毀中國文化的極端表現。但唐先生仍然深信以中國文化之深厚和深入中華民族的生命中如此之深，文革之類的反中國傳統文化的暴力，必被推翻！唐先生曾喜見當年天安門上馬恩列斯的巨像被換成毛澤東，而唐先生更深願，有一天能見到孔子像懸於天安門前！即希望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得以健全地兩條腿走路，真正解除中國近一百五十多年，或自秦王以來的民族與文化，道統與政統之決裂。
直到今天，主導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以強勢的政治力量，而不斷批判和反對中國文化與傳統道德，而釀成不斷的人間災害，文化大革命只是最嚴重的災難之一，不但人民幾無譙類，連共產黨人也同樣受害。這正是民族與文化相抗的惡果之一，也是中華民族有待努力共同克服的難關，否則中國無法走上現化化之康莊大道。
(按：此文原刊於《鵝湖月刊》第四十六卷第十一期總號第551期)
